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40页）

何廷光继承其父的赌业，是澳门富贵成闱姓厂的后台老板，在澳门闱姓生意中占有不少股份，曾与葡人飞南第（Francixcon Fernandes）、刘学询、卢九等人协议瓜分市场份额，并开设粤和昌缫丝厂。[8]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何为其“最得力之好友”，时时相助。

何廷光思想较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据说他是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唯一东道主”，不仅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出任《知新报》总理，使得康门得一重要据点，康广仁（幼博）、徐勤（君勉）、麦孟华（孺博）、刘桢麟、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树园）、王觉任（镜如）、陈继俨、欧榘甲（云樵）、梁铁君等人群集其地，陈荣衮（子褒）、康圉子、张寿波（玉涛）等则各倡办学校，以谋独占该地之教育权，均大得其助。[9]

其时维新各派均看重澳门与何廷光，梁启超自称“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10]；邹代钧则函告汪康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可佩。澳门一隅，不特为秦人之桃园、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如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11]

1897年，何廷光响应康有为开巴西以存吾种的计划，“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不果。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各省开商务局，广东由七十二行举何廷光为总办，而潘衍桐等欲攘局事，恰好岑春煊在康有为的举荐下放广东布政使，康乃以何廷光之事托之。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曾托何廷光等人营救其家属。[12]康有为到港，除何东给与援助外，何廷光也慷慨解囊，“港澳赁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给，周入隐微”。康有为感慨道：“二何君今之侠士，义高海内，何可复得哉！”[13]

令康有为感动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援助，港澳二何的侠义，更表现于政治上的无畏。康广仁被害，康有为托李提摩太代收遗骨，“寄交渣甸怡和行轮船，交香港（用西文信）渣甸行买办何东转寄便可得收。……再若运骨而归，寄港船票，不用写明何人收，但求将该票夹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时，何东自然与弟料理妥当也”[14]。居港期间，康有为赠语何东:

中国以守旧不变法之故，遂至危削，民几几不保，耗矣哀哉！仆频上书请变法，遭遇圣主，洞达万国，审通时变，大举新法，一扫两千年之积弊。伪临朝那拉氏，养私守旧，淫乱怙权，乃敢幽废圣上，天地反覆。仆毗佐维新，密受衣带，大为所忌，诬加逮捕。英国仗义保护，得还港中。何君晓生，夙怀慷慨。忧愤国事，畴昔抵掌，叹为寡俦，闻吾之难，慨然自任，遣陈君欣荣，以救吾家，先下吾舰，以接吾馆。以全家累君，为吾安族姻，为吾谋旅斧。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呜呼！患难之际，至亲密友，亦多有远避却顾者，君乃独仗义相济恤，濡沫有如骨肉，其远怀旷识，古之义士如种成舍宅，鲁肃指囷，何以加兹。吾奉密诏，奔走海外，乞师求救，君高才远虑，为吾筹画，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15]

何东则秉其意公开为维新派的行为辩护。其时有自称“当世求真士”者致函香港各报，诋诽康有为，何东特致函香港《每日报》予以辩驳，他称赞康有为求维新，于中国国运攸关，而“当世求真士”反议论其为人，品格低下。“夫康之败，不为可耻，诚为可惜，欲变中国之旧法而未能，欲维新中国之政府而未可”。中国因为守旧，大败于日本，割让旅顺、胶州、广州湾，若非各国互相猜忌，中国肥美之地，早已尽由守旧者租与外国。只有认真自强，才能除去战败之羞。维新各政，均于中国有益，守旧党从此不能舞弊自肥，所以竭力阻挠。[16]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广开分会，募捐筹款，积极筹备勤王举义。10月，康有为因母病从美洲返港，实际目的是就近坐镇指挥勤王复政。在港三个月，日本和中国内地的保皇会会员及相关人士纷纷来港，与康有为会面，商谈有关事宜。[17]

这时清廷预谋立储，急于扫清障碍，在密谋绑架行刺不遂的情况下，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两度发布上谕，公开悬赏购线，务求捉拿或行刺康、梁，并特调李鸿章督粤，加紧行动。李鸿章派刘学询策划，从康有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举止行踪，开始计划利用孙中山诱捕，后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18]。在港期间，康有为得到港英总督依据国际公法实施的保护，“匿在港洋行三层楼上，英巡捕十数人看守，刺客不能入”[19]，但还是几度遇险。鉴于安全难得保障，清政府又屡屡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欲使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恰好邱菽园从新加坡寄赠千金，康遂避往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