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

近代港澳被外国势力以不同方式夺占控制，脱离了清王朝的管辖范围，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毕竟与粤省乃至内地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关系密切。而且当时两地与内陆来往并无障碍，社会各界的交往移动相当频繁简便。同时，清政府的统治权力不能进入港澳，港澳与内地法律制度不同，无形中成为一些逋逃客的避难所，两广一带会党绿林盗匪的狡兔三窟，往往以港澳为其一。殖民统治下的港澳人士，了解世界大势，国家民族意识开通较早，加上与内地联系多，利害关系深，对中国的革新变革相当关注，除不断发表书面意见外，有的还参与实际策划和行动。港英当局基于自身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利害考虑和理念差异，对一些亡命客予以庇护。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自然选择地近广东、内外联系便利的港澳为重要活动基地，以便组织指挥在内地展开的勤王运动，以及后来遍布全球的各项事业。可以说，港澳之于保皇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保皇会在港澳的组织与活动属于秘密一面，当时固然讳莫如深，事后保皇派又始终处于政治发展与历史记忆的主流之外，搜集相关史料，探究相关史实者为数不多。近20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所藏史料被陆续披露，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不断有所探讨。不过，此前对于保皇会的研究严重不足，许多函札写于军情紧急之中，条理不清，又牵涉隐秘，利害相歧，态度不一，言词各异，事实与传闻相互纠葛，解读相当困难，令人真伪难辨，更不易把握各种言行背后的所以然。

就保皇会与港澳的关系而言，涉及此事的论著本来不多[1]，与已出资料所提供的丰富内涵相比照，所余空间还相当广阔。可以说，其内幕至今基本没有得到展现。将各类资料汇集排比互勘，尽可能地充分解读连缀，在重建史实的同时，力求揭示保皇会内部各派的复杂关系及其摩擦冲突。为了便于对已刊资料作必要的校注而不以己意曲解，排比原文较多，以便同好相与揣摩。

第一节　港澳二何

戊戌政变事起突然，康有为等人仓皇出走，除依赖英、日等国的救援保护外，毗陵粤省的港澳成为重要的急救中转站。9月25日，逃到上海的康有为在吴淞由英国兵舰转上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公司琶理瑞号（Ballarat）船，即致电澳门《知新报》的陈继俨（仪侃）、刘桢麟（孝实）、何廷光（穗田）等，告无恙，嘱其救家人；又电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嘱即移家澳门。9月29日晚，船抵香港，何东和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总巡捕来迎，为防止清廷实施暗杀，将康有为安置在英巡捕房中居住。

康有为与港澳的关系，由来已久。戊戌之前，康有为曾经三次访港。1879年，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转而注意西书西报，“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2]。1887年和1896年，康有为又两游香港。他与何东相识于何时，以及如何相识，不得其详。但由此开始的交往，却为日后康有为亡命之际谋生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何东字晓生，原名启东，1862年12月22日出生，后来成为香港华人首位获得爵士荣衔者。[3]他本人及其家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聚资百万，相继投资于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糖业、花纱、煤炭等行业，字号遍及长江流域、华南、华北各口岸及澳门、菲律宾、爪哇等地。1899年2月20日，趁英国商务局派员来华调查通商事宜之机，由何东发起倡议，全港绅商1700余人在中华会馆集会，何东演说振兴中国商务。[4]7月，又发起组织华商公所，以联络感情，推进华人商务。[5]

戊戌政变后，何东曾托人到广州接康有为家眷，虽然后者已先期脱身，仍令康有为感到“侠士高义，令人感泣”。康有为到香港后，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安全无虞，生计却不易维持，加上其一家大小先后辗转来港，更加困难。10月6日，在何东的帮助下，康有为移居何家，何东“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藉以济宗族及供游赀焉”。[6]

康有为到澳门的次数相对较少，关系却更深。1896年11月，康有为由香港至澳门，与何廷光合议集股创办《广时务报》（后正式定名为《知新报》），成为继《时务报》之后维新派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何原名连旺，“广东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应于广众，情态甚谨。其捐候选道员之名曰仲殷，字穗田，父曰老桂，咸丰初元，来从海上，因得起家。其后承充围[闱]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次子即连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