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3/23页）

与兴中会谋求建立合作关系，也可以视为应变的准备之一。其路径分为两条，宗旨也不尽相同。其中之一，是由谢缵泰、康广仁接洽的和平变革路线。而另一途径，由孙中山、陈少白及广东兴中会骨干主动联系，宗旨并未局限于变法。

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骤得骤失，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光绪帝重掌权力。他们虽然不赞成冒险而谋之于下，主张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争取日、英、美三国出面相助，其实并未放弃谋之于下的路线。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杀行刺，一是武装勤王。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寻求宫崎寅藏的帮助，后者趁机建言以武力兴师，实行共和。康有为没有接受宫崎的建议，却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线难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绪复位，重掌权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旧进行。而光绪复位的主要障碍便是西太后，所以当务之急是将西太后及其死党除去。在借助日本壮士行刺的企图被宫崎拒绝后，便在门徒中选派充当刺客之人，以后又改为以金钱买死士。保皇会的暗杀活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

至于宫崎寅藏的起义军于中原一策，康有为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将政治目标由共和改为复辟。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兴中会不同，行动方式却趋于一致，因而增加了双方的共鸣。还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继续主动寻求合作。戊戌政变后，孙中山在日本几次登门拜访康有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维新派对此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主张各自不同。唐希望两派牺牲小异，同力合作，摒弃保皇或排满名词，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康有为则坚持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并几度拒绝与孙中山会晤。[19]不过，与此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赞成他们关于两党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的意见。[20]

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其部分成员主张支持中国实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为到日本之前，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康门师生会晤时就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不能妄想以一纸上谕清除中国的积弊，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必须具备罢免大官的实力，即以武力作后盾。而兵马大权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结社又都以倒清扶汉为旗号，因此，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如果光绪真是英主，可让其主动退位，以选举实行共和，平满汉、官民之界。万不得已，则只有由康有为“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待势力稍盛时，使皇上投向这边。要想不流血而扫除积弊，等于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决不可能的”[21]。宫崎寅藏还向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人建议:

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

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如就（中国）国民的观点来说，除非非常的英雄仗义奋创，以革命的事业一扫多年的腐败政权，显然不可能维持今日的老大帝国”。[22]

1898年12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了该会评议员池边吉太郎的论说《改革か革命か》（第4号连载），正式公开提出中国政治变革的宗旨选择取舍问题。文章从伊藤博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演讲谈起，认为依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23]这与宫崎寅藏的观点完全一致。该会及该刊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关系密切，梁启超在《东亚时论》上发表多篇文字，《清议报》也多次译载该刊的文章。

诚然，东亚同文会的基本方针并非倾向革命，《东亚时论》第1号所载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认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体，实行之途有二:

曰主权者也，曰革命之军也。依兵力扑灭满清政府，更树立新政府，则改革政治风俗，最容易也。虽然，革命军得其势力，不得不待其机运熟。且革命军而至成其志，其间支那国土，惨害必非常。以情论之，邻邦兄弟也，不忍成此举也。依主权力改革之，不如革命军之惨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清议报》第18、19号以《支那改革论》为题译载此文，对于池边吉太郎的文章则没有正面回应，至少表明公开态度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士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深思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