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暗杀之类的极端政治行为，一般总与崇尚暴力的组织或个人相联系。因此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早已为史学界反复论道，而保皇会的同样行为却鲜有提及。尽管有关史料历历在目，先入为主的观念令人难以把暴力手段纳入改良范畴。在视保皇派为革命劲敌、清廷帮凶的同时，忽略了康、梁还是当朝执政通缉的首犯，把他们政治行为中一个别具色彩的侧面排斥于可能性之外。加上保皇会当时的函电文书有意隐去当事者的姓名行踪，事后对此又避而不谈，甚至故弄玄虚，致使各种史实模糊不清。1980年代中期，汤志钧、杨天石两位先生分别依据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撰《诡谋直纪》，确证了戊戌政变前夕康、梁等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公案，揭示出维新派政治行为阴暗的一面。探讨庚子勤王运动前后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政治势力的品格与性质。

第一节　复仇复辟

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1.援引列强；2.兴师勤王；3.暗杀行刺。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政坛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

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说:

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着而谋之于下，不如公藉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寅藏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其实，康有为等人本来并不排除以暴力相加为应急手段。只是变法为他们开辟了通向权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绪的知遇之恩，便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

然而，光绪失势不仅令康、梁一派的权力地位一落千丈，更严重影响其信念与希望。因而当危机迫近之际，他们曾试图诉诸武力，以扭转乾坤。政变前夕，康有为等风闻西太后密谋于旧历九月天津大阅时诛杀光绪，感到形势严峻，召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他们奏准光绪时，只称废西太后，暗中则使毕“执而杀之”。[3]有此认识，仓皇出逃的康门师徒要跨越暴力行动的心理障碍并非难事，在宫崎寅藏的激励劝说下，康门弟子陈士廉、梁元理决心北上刺秦。临行之际，两人分别到宫崎寅藏在香港的寓所洒泪告别，表示：“此行已不期再归，也不能再见。如果北方风云有变，即为我死之日。”[4]并嘱托宫崎寅藏援助保护康有为，以挽救中国前途。宫崎寅藏则劝以切勿轻易赴死，成功后设法全身而退。当晚，陈、梁二人即登轮北上。

保皇派暗杀的重点对象，是发动政变，残害六君子的罪魁祸首西太后和荣禄。特别是荣禄，不仅反对革新变政，而且鼓动西太后复出，密谋围杀光绪，又掌握重兵，把持朝政，迫害新党，保皇派视为万恶之源，对其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此番北行，梁元理到天津即折回。陈士廉只身入京，亦因禁卫森严，难以下手，无功而返。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记，戊戌政变后，

广东诸同志，愤慨非常，日夜谋所以雪恨之道。方此时，有二奇人出现于中土，此在支那不易得之青年也，曰梁某与陈某是也。第一，刺客梁某。梁某二十一二岁之美男子也，容貌温粹，而眉目之间，自有一种凛然之气。予每见此人，必追想我国维新当时之桥本左内，盖与之有同风也。第二，刺客陈某。其颜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