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6/12页）

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62]

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英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身材长大，讲王学，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63]。他与康有为相识二十年，曾在梧州办盐埠十年，助其兄发财廿万。闻康有为有难，则弃其盐席每年千六百金，奋起勤王，跟随康有为到日本，负责护卫。又随往南洋等地，康有为“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但此公好办事而不好虚名”[64]。由梁铁君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炳光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炳光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5月下手。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

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65]

然而，保皇会虽有赴死之心，却无制胜之道，梁铁君化名吴道明，潜入京师，结交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与内廷沟通消息，一面掌握光绪的起居安危，救其脱困，一面了解慈禧的行踪，伺机下手。因清廷防范严密，在京活动颇为困难，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梁铁君曾函告康有为:

此刻渐渐运动，以祈交通，必能办到妥治。惟自昨年八月后，门禁加严，内里人概少出来，即朗秋至今未见王汉章、姚焕卿面矣。独太医院内务府两路能常通消息耳。蔚九在内，有事则以德律风告我。若有要紧事必知之。[66]

在梁铁君北上的同时，康有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发保皇会的密谋:

今查该逆果派人入京开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虽然，查无凶器，不得为据，然亦有其谋为不轨之人之字迹，可为其人之据者。亦有确是其党人，若其形迹可疑，即捉之以讯问，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后许尔超生，则其的是凶人，及凶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广东及西省之人，在京里所开一切店铺，不论何样生意，与在要路摆卖小生意者，与太监之饮茶馆，必有逆党在其间）。……仪屡欲将前情，刊之报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扬，则前后入京之刺客有备，无从搜捕。二则逆党费多年之苦心，欲达其志，今一旦为人败露，又此事早为仪所知，今为反对（仪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仪于死地者几希。

他还随函附上梁铁君光绪二十五年中秋节致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于函末批注道：“熙是铁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张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办。”并开列了“入京运动人之通行姓名”。[67]

1906年8月8日，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解往北洋严讯。[68]戴鸿慈等人曾设法保救无效，据说袁世凯担心“案移刑部，烈侠口供，涉及戊戌政变前康袁交往，故杀以灭口”[69]，于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将梁铁君鸩杀于囚室。

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的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觉任、邝寿民等告借五千元，却遭到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属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有为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