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近代日本对华关系，除了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还有各种利益团体与中国民间人士、社团以及地方政府、社会的关系。后者不仅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补充，还广泛深入中国地方的内部事务，立体式地对中国的政局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日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的重视程度不一，发生影响的大小各异，1900年前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活动，即为典型个案。关于东亚同文会的历史，已有专书，相关研究涉及的问题也不在少数。唯其中广东支部存在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对该支部的组织及其活动多语焉不详。事实上，其间正值中国社会内外矛盾全面激化，朝野上下，各种政派集团纷起行动，企图按照各自的政见利益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政坛上波谲云诡。乘机插手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得以纵横捭阖，发挥作用。了解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组织、活动与趋向，补正充实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之外，更能进而透视近代中外关系的大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第一节　组织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11月2日，系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两个以研究日中时事问题为标榜的团体联合组成，为当时日本最大、最有实力的民间团体。先此参加东亚会的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利用其斡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之助创立宪政党以及成立隈板内阁的机会，成功地说服政府赞成开展对华民间外交，由政府付给民间团体补助金。政府方面因为难以分别给予各个对华民间团体补助，于是促成联合。

由于隈板内阁随即总辞职，已经内定的国库补助金暂时延期支付，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无法确定具体的事业内容，其《规则》关于组织设置只能泛泛规定“本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中国各地”[1]。直到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决定从1899年4月起支付四万圆国库补助金，东亚同文会才于3月14日召开春季大会，更新人事，并决定事业计划。会议议决将设置支部之地扩大到日本国内及韩国，而不仅仅限于中国，分别名之为内国支部和在外支部。[2]在中国设置的五个支部为：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广东，分别由中西正树、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中岛真雄、高桥谦出任支部长。[3]

不过，在广州设立支部早就在东亚同文会的计划之中。1899年1月，该会会长近卫笃麿在日记中所附《东亚同文会在清支部设立地及其事业》，已经提出在上海、重庆、广州、北京、汉口等五座城市设置该会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在清支部”，其中广州的南部支部管辖的范围是：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云南的四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后来重庆支部实际上未能如愿成立，只设派出所。而增设的福州支部则将原来南部支部所辖范围的一部分划出。[4]

这一调整，很可能与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态度有关。其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为日本台湾殖民史上经营华南、南洋的设施最为积极者，1898年10月，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不割让福建，以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5]所以东亚同文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福建的地位。1899年1月，该会举行时事讨论会，议题之一便是由松本龟太郎报告台湾与福建、广东地方的关系。[6]出任广东支部长的高桥谦曾任台湾总督府翻译官，在水野民政局长之下奉命进行所谓台湾旧贯调查时，到厦门、泉州、福州、汕头做过几个月的民情习惯调查。[7]

东亚同文会重视广东，除了与福建的地理关系密切外，还有对广东本身日显突出的重要性的认识。1900年5月该会春季大会上，干事田锅安之助报告过去一年本会经营的事业时指出：“广东为清国南部的重地，最富革新气象，且散处海外各地的数百万中国人，既以此为故乡，又以此为根据之所。”[8]

此外，东亚同文会组织系统的渊源，也使之对广东格外注意。1898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其成员大都来自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他们始终重视对中国内陆及边远地区的调查，早在乐善堂时期，就以汉口为本部，在长沙、重庆、北京设立支部。东亚同文会在华各支部的设置及其区域划分，大体沿袭乐善堂的格局，五位支部长中，宗方小太郎和高桥谦曾分别担任乐善堂北京、湖南支部的负责人，其余三位支部长也均由乐善堂出身。

与同文会相比，东亚会虽然缺少在中国内地的组织系统，但成员中不乏具有志士气质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该会成员积极设法援助康、梁等维新党人逃亡海外，并允许流亡日本的康、梁入会。其中一些会员如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还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建立联系，介入广东地方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武力反清及勤王密谋。东亚、同文两会虽然尚未在广东建立组织，却都已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广东对全国的影响日益增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