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7/12页）

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之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70]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然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71]，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

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其实，梁铁君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认为“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所谓“办官”，即捐官和交游官场。其致康有为函称:

仲平与书田均劝我捐官，彼有道路，为我想法，可得好处云云，盖书田与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谊矣。如大总管皆相信，极密谊，溥同与其常来往，认识内廷人贵人最多。仲平劝我必要归宗为是，书田亦然，且谈起戴鸿慈有亲谊，及家叔伯□等，书田劝我当用本宗，好交游，易办事也。王汉章上之至亲信，醇王涛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书田处结交。[73]

被捕的前一天，梁铁君还致函同党，“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保皇会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铁君之死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保皇会感到得不偿失。

铁公为吾党第一运动家，今遭不测，实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与荣庆商量，请开复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赵尔巽与端方拟在京开日报，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麦孺博亦因此不往东三省。故此事之变，同人谓“小戊戌”，诚哉，诚哉！[74]

不仅如此，保皇会还怀疑梁铁君之死为革命党陷害，却认真凶袁世凯为帮忙的同道。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

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75]

加上保皇会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传及募捐均以商务、教育为名，不能大笔挪作秘密活动之用。为了避免空耗人力财力，影响全局，此后保皇会不再组织对清朝权要的暗杀。

第四节　渐入下流

保皇派实行暗杀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的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金梁“尝以兵劫颐和园事问康南海，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76]

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77]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78]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候，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79]

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港澳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的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当时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但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80]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