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2/12页）

）儿，一见惊人，性滑稽，有大气魄，且善饮。予尝与之对酌，顷刻可倾数升。盖予与陈君实酒友也。既而提匕首任刺客之义务，以赴北京。梁、陈两人，由香港乘船向北，所狙敌即西后也。后彼达北京，费种种苦心，以谋暗杀，然宫中不易近，计无所施，竟脱走日本。[5]

此番受挫，保皇派并未就此放弃暗杀计划。此后两年间，在陈士廉、麦孟华[6]、刘桢麟、罗伯雅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从海外各埠招募侠士，一面联络两粤的会党豪强，多次组织行动。如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巨盗区新，曾于1899年受保皇派驱遣，“潜行入京谋刺大臣”[7]。加拿大、檀香山等地的保皇会也派归数人任侠。维多利亚华侨关炳响应倡议，回港与刘桢麟等共谋大事，由刘主议，关回乡“招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不料四方寻觅，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诺”。其中为首的十余人，“胆实，有弹必中”。无奈澳门总局调度乖方，关炳几度致函而不一覆，亲往询问，则《知新报》馆已停，总局已撤。“回家对义士说知，则众君大哄，谓愚失信于天下。”关炳只得变卖祖业，自行支敷，因而破家。[8]康门弟子或有谋无勇，或缺乏真才实干，组织不力，加上京师禁卫森严，大内尤甚，几经努力，无一成功。

第二节　勤王辅助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声称奉诏，鼓动保救光绪，创发报刊，抨击当朝执政，成为西太后及其党羽的心腹之患。从其出亡之日起，清政府就设法予以铲除。开始试图缉拿正法。政变不久，清廷即派荣禄的心腹李盛铎任驻日公使，取代黄遵宪，准备重施驻英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故伎。

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据东京警视厅报告，康有为接到友人函告，有沈、陈二人奉清政府之命暗杀康、梁，正在上海与日本人往还，以求交际，将东渡日本。[9]4月，又有以保皇会为目标的刺客抵达日本的消息。[10]

其时清廷由刚毅筹划对付康有为，“刘问刍自认能除康，刚极喜之”[11]。7月，清政府派刘学询、庆宽等以考察商务名义赴日，与日本政府暗中交涉“交康”事宜。[12]此举不成，遂改用通缉与暗杀并举之法。刘学询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密谈，其中据说涉及如何对付康有为。此事在刘学询一方，是肩负清政府的使命，在孙中山以及从中撮合的日本人士，则旨在筹集军费。[13]

同年10月，康有为接到其母病危的急电，从美洲东归，途中证实事属子虚，担心是清政府的阴谋。[14]恰好《清议报》馆被火焚毁，康有为更加害怕清廷故意制造混乱，以便下手。况且报馆失火事确与清廷有关。其时刚毅南下广东，一面筹集巨款，一面督促杀康事宜。回京之后，“又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合肥之商务两广，皆为此事，有此一事，则余事皆不暇矣”[15]。

11月，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并奉密旨除康[16]，即任用刘学询，企图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关于此事，孙中山先期制定了一套办法，但在刘学询函约之后，迟迟没有回复。刘学询鉴于“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准备“得孙回音，即先赴粤”，要求李鸿章“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李鸿章认为孙中山不答复表明其“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刘学询答以“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行刺之事由港澳之人实施，“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17]，以防康有为闻讯外窜。

据说康有为在港期间，“刺客载途，登吾港寓三层楼行刺焉。时门人狄楚卿犹在楼下与唐才常谈也。又开隧道于邻，欲火吾室，幸吾先行而免”[18]。由于在港行动不便，清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使港英当局将康有为驱逐出境，同时“多方部置，静以待动，不惜财力，诱而掳之，务期必获”。李鸿章还指示刘学询：“此事宜细心设计密图，勿过卤莽，防一击不中，口舌更甚。黄金福系刚派密捕者，亦合办为妙。”[19]

鉴于秘密行动屡试不果，同年12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沿海各地督抚“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20]。公然鼓动滥杀。同时派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以办理除康事务，破坏保皇会在广东及海外的势力与活动。1900年1月24日，清廷再度颁布上谕，确定赏银数额为十万两，无论生死，一体给赏。而且将银两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一面即验明交银。如不愿领赏，则破格授予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21]除康之意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