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3/12页）

四、六名粤语留学生中，一人被聘请为潮州东文学堂日语教师，两人水土不服，一人已复籍海军，剩下的两人，正与汕头东文学堂联系选送其中一人为教师。[24]由此可见，虽然在粤语留学生方面投资最多，成效反而较小。

其实广东支部筹建的事业不止上述几项，高桥谦到粤之初，准备开办面向中国人士的东文学校，为此，向东亚同文会本部申请了100圆补助金。[25]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广东东亚同文书院于1899年10月张榜招生。该书院设在广州宝庆新街，由高桥谦任院长、原口闻一为总教，邓逢清、田野橘次、熊泽纯之助任教习。[26]首届定额30人，开馆日期为十月初一（11月3日），学生年龄限于15至30岁，须略通中文。以后每年秋季招生，每届均为30人。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学课定为三年，第一、二年为普通课，分中文、东文两类，前者包括四书、左传、淮南子、作文、书牍记事、近思录、尚书、韩非子、管子、孙子、策论等，后者包括东语、东文翻译、万国地理、万国略史、算学、物理学、生理学、化学。第三年为高等课，东文类包括文明史、商业史、教育学、理财学、性理学、行政学、军制摘要、战时国际公法、社会学，中文类则有易经、荀子、墨子、作文、策论等，另外规定了自己阅读的12种书，即《通鉴辑览》《东华录》《皇朝史略》《续国史略》《朔方备乘》《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考详节》《皇朝通考》《经世文编》《经史百家杂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其中一些课程，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相当前卫。学生毕业，发给文凭，并添注所学课程，以便荐往别处，充当教习及翻译；如有欲往日本留学者，可由广东支部照会东京东亚同文会总会，代为照应。[27]

东亚同文会在华开办同文书院，最著名的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如果计算其前身，该会先后在中国的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办过同文书院，在福州、汕头、潮州等地开办过东文学堂，在北京、广州等地开办过学堂，其中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已有专书研究[28]，其他各同文书院、东文学堂等在《对支回顾录》《东亚同文会史》等书中亦多少有所言及，而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则未经论述，甚至相关著述亦鲜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该会历史的重要缺失。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能够顺利展开活动，的确如高桥谦所说，与该支部得到广东地方士绅的支持响应密切相关。据说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有关的学校、报刊的关系人，大抵是地方的一、二流绅士，他们倾力办学，热烈鼓吹东亚同文会的趣旨，可见该支部与地方人士结交之深。如《东华报》发起人朱琪，是广东的一流名士，潮州东文学堂发起人杨鲁在当地极富资产名望，陈石珍则为潮州第一富豪。另外广西桂林的龙昌纶资产德望兼备，有同志百余人，专门来请该支部派人赴桂。[29]

最为典型的是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办，该书院评议员由17位广东绅士组成，其中邓家仁、陈芝昌、陈兆煌、邓纯昌、梁肇敏为时敏学堂创办人，其余各人，如盛景熙、陈连生、罗维东、邓紫垣、朱祖昌、陈栋元、冯绍基、黄汝驹、梁庆福、邝国元、莫伯伊、朱云表等，亦为绅士名流[30]，而地方士绅通过结交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对所办事业也有所促进。时敏学堂开设时暂赁宝庆街民房，后来在刘园对岸印务局左近购地造屋，大启规模。[31]

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初，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命刘学询等人千方百计谋捕新党，广东学政发布告示，禁止考试答案谈论洋务以及引用释老诸书。从广东支部成立之始就对东亚同文会寄予深厚同情并鼓吹该会主义精神的《东华报》被迫停刊[32]，使该支部的活动遭受挫折。

正当广东支部的活动全面展开之际，1900年夏，东亚同文会突然决定暂时撤销广东支部。8月15日，该会在江东中村楼召开临时大会，针对义和团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变化，重新检讨该会一贯坚持的保全中国的主张，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贯彻宗旨的策略，提出公开发表保全中国的宣言案，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提倡保全主义，一方面抗衡欧美列强乃至日本国内日见抬头的分割主张，一方面解除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态度的疑虑，使之由感激而更加信赖自己的邻国，令日本对华处于有利地位。为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中国南北局势迥异的局面。

干事国友重章报告是年春季大会以后本会事业的大要时提到，南部的广东地方应为重要的致力之地，但因为各种形势的变化，近日暂时撤回支部。这并非本会事业萎靡不振，也不是担心在此设置支部与本会的保全方针有所不合，更不是要舍弃该处的事业，而是暂时的调整。该会在华经营以长江一带为主，暂时放弃部分地方，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广东已经成立的潮州、汕头等地的学校，将继续举办。[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