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6/12页）

不过，注意福建，多半是敷衍闽籍的新加坡华侨，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从康有为等人一到新加坡就开始策划，而对广西始终有所偏重。5月底，广西的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请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全力注西。[53]本来邱菽园打算“出五万开办闽生意”，康“恶分则力薄，已极力说其改归西，今已全变，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并将全股本拨来”。康有为得此巨款，慨叹“岛真不可再得者也”，随即与邱菽园商议，改变原来广西方面因缺少军械而不能起的不利局面，改“散财招伙”为“因械聚人”，决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把邱的5万元全数径直汇往日本，不由港澳总局转手。[54]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又风闻“上弑之谣”，新加坡华侨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不断催促保皇会赶紧采取行动。对此康有为感到时不我待，赶制出详细的行军作战计划，几乎尽遣所联络到的两广民间武装头目全力取桂。本来邱菽园答应将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用于广西方向，汇出3万元后，见保皇会迟迟未动，怒而扣留余款。恰好此时发生广西容县被变民围困事件，梁铁君“以为或者即李立之兵”，康有为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因以此告此间及吉、暹，云西已起，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诸公得此报上实耗，乃少解”[55]。

在康的哄骗劝说下，邱菽园不仅汇出余下的2万款项，还允诺再捐10万元，以求“刻日成军”。邱菽园虽有百万家产，但要立即拿出现款，也非易事。他“四处筹借，即不然，亦于两礼拜内，必得此十万”。[56]果然言出必果，最后用屋契作保，以6厘息再借款10万元捐出。康有为一方面感叹其“破家为国，再无第二人”，另一方面则陷入两难境地，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然再迟，人心散矣”，竟指示部下“速为之，成败皆在今日，今不妨冒险”。[57]

北方局势的变化，也牵动着岭南政局。6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北上。“北乱李行”的消息传出，给保皇会在粤行动带来一线曙光。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58]，打算改变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变更遭到邱菽园的坚决反对，迫使康有为回到原定方案。康将此事函告叶湘南:

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岛甚谆谆于是，吾亦未尝不以为然。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59]

其实，康有为在战略决策上并非如此果断坚决，举棋不定，华而不实，才是保皇会勤王的行为特征。

新加坡华侨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发动与联系也有所影响，保皇会在两广所倚重的丘逢甲、陈紫瀛、唐景崧等，均与邱菽园早有交游。1899年，丘逢甲、黄遵宪等人在粤筹组保商局，陈紫瀛参与其事，邱菽园与丘逢甲通信中，曾询问其踪迹。不久，陈赴香港，与邱菽园订交，丘逢甲得报，庆幸“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60]。丘逢甲原来答应出面主持广东方面的勤王行动，不料返乡时潮汕一带遭受鼠疫，多位至亲惨遭不幸，巨创之下，隐居不出。陈紫瀛则从4月与陈翼亭相合[61]，一直积极参与勤王活动。他是勤王正军的九位主将之一，在自立军的富有山树义堂中，又和邱菽园名列正龙头[62]，地位极高。

第三节　因嫌生隙

新加坡华侨为勤王事业捐献巨款，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联系。而保皇会的康门师徒多为坐而论道的书生，缺乏办事能力和勇气，尤其拙于秘密武装活动，选材用人，组织联络，策划调度，筹款购械，处处好大喜功而力不从心。康有为曾经抱怨华侨“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何况邱菽园捐出巨款，连康有为也承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63]，其期望值自然较一般华侨更高。双方的矛盾摩擦多由这一反差滋生。

保皇会的勤王计划，一开始摊子就铺得过大，远非其人力财力所能承受。梁启超筹款百万之想已有几分梦幻色彩，后来还不断膨胀，托几位美国人借款1000万。结果耗去2万本金，毫无所获。他在檀香山半年，“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直到6月中旬，寄往日本和港澳的不过2万元。[64]这引起邱菽园的不满，“颇有过言”。7月间，康有为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美洲各埠，也所得区区。[65]在此情况下，保皇会只得一味依赖邱菽园的捐款。而澳门总局办事人又举措失当，所用非人，以散财招伙之法，网罗两广豪强，结果愈益滥支，虚糜太甚，受骗实多，款已用尽而事不能举，甚至情报不灵，音讯不通，令邱菽园等人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