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5/12页）

君名文庆字文庆，应慕汾阳郭子仪。若论收京扶圣主，终须横海出雄师。公卿当代多余气，豪杰中原望义旗。欲起病龙作霖雨，天涯我特访神医。[42]

其与邱菽园唱和，也有“出关待草勤王檄”，“谁遣拿破仑再出，从来岛上有英雄”的诗句。[43]

保皇会能够迅速将勤王由一纸计划落实为筹备行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华侨的倾力支持和帮助。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财政上，邱菽园提供了勤王所需的主要款项。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是新加坡的米业大王，他自20岁赴新加坡做苦力，10年后开恒春号经营米粮，到1870年代，就积聚起百万家财。1896年4月邱笃信病故，年仅22岁的邱菽园继承父业，他年轻傥倜又满腔豪气，办事往往一掷千金，对于视为大义所系的勤王救国，更不惜尽囊相助。[44]在整个勤王运动中，邱菽园共捐款20万元，占保皇会全部得款的三分之二，可谓勤王大业的财政支柱。

其时保皇会虽然向各地华侨广泛募捐，认捐者相当踊跃，但一则华侨中富商不多，二则认捐爽快交款难，是一般常情，三则清廷驻外机构横加阻挠，梁启超在檀香山等地的筹款即长期不能到位，并因而见疑于同门。没有邱菽园的捐款，保皇会的勤王计划至少还要在纸上搁置一段时间。所以保皇会财政上一直倚重邱菽园。运动之初，梁启超认为：“若能得百万，以其半供内地豪杰，以其半招菲岛之劲旅，可以垂手而成大业。”而这时邱菽园已经捐款10万元。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表示感激之余，劝以再接再厉:

兄以义侠任此数之十一，诚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诚，尽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带能得其十七，则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

几天后致康有为的一封信又说：“弟子所望于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数也。叔子肯周游说法，或可望乎。弟子兹图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济。”[45]

其二，新加坡华侨为保皇会的“总持”康有为及其统帅部提供了活动基地。戊戌政变后国内政局日益恶化，不少爱国志士或被迫或自觉地将挽救危亡的目光转向海外。黄乃裳便提出以办学堂，建商会等形式，发动和组织南洋五六百万华侨，举办各种事业，“进而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以保南洋群岛所有已得之利，不至为外国所攘退，而为我仁明英武之君，恢复中原二十二行省破碎之河山，俾四万万同胞兄弟，不至为牛为马为奴为虏，得以优游食息于二十万里膏腴之域，或且收拾已失藩属，以共戴天朝，是皆南洋有志华商同出回天之力，以整理我华夏既残之局之功之德也”。如果南洋华侨能够联合全球各地同胞，“牵合内地四万万建出非常之业，而恢复五千年历掌之河山”，“是华人之托于英法美葡西诸属地者，未始非苍苍之天之特开此局，为恢复中原之地，以保黄种之族也”。[46]黄乃裳组织侨民屯垦事业，目的即在于此。

勤王运动开始，总帅驻扎何地成为首要军机大事，保皇会有星洲、日本、澳洲三种选择，澳洲太远，日本已拒，康有为又不敢深入内地，星洲便是唯一可行之处。此外，为了解决在香港设立保皇会机关的问题，梁启超还建议由他本人及邱菽园、何东出面，在檀香山、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集股20万元，在香港开办一家铁器公司，一面经营生意，一面聚集同志以助正事。[47]

武力变政最重要的准备当属谋略的制定与实施，新加坡华侨自始至终参与了勤王计划的制订、修改并督促实行。早在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邱菽园时就提及:

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据康有为后来称：“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49]

长江、广东、广西分别由为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负责。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启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运动情形：“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50]

不过，保皇会在三个方向上并非平均用力，依据康有为所拟“勤王行师议”，广西一路为勤王主力正军。所以4月梁启超复函康有为，对该计划虽推为“第一著”，却提出首先取粤，以固根本而壮士气。[51]

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取上，保皇会有过权衡，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邱菽园等人态度的影响。最初康有为对“粤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的人和优势情有独钟，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也多为广东人，希望首先由此发动，同时对李鸿章督粤及许应骙党羽颇盛心存顾忌，反而觉得“福建关键最为紧要”，详细研究过福建发难的各种地利与人和因素，以及具体的运动办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