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

兴汉会是庚子前兴中会与长江流域秘密会社结交的组织形式，又与汉口自立军密切相关，为长江流域联合大举的重要支撑。有关资料多属事后回忆，因而长期语焉不详，且多舛错，很难据以判断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宗旨策略及其与各方的关系。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上村希美雄先生根据东京对阳馆所藏与会人员的题词，撰写了《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一文[1]，对该会的成立日期、与会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我在参与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利用上村先生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对阳馆藏史料照片，参照其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资料，对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并撰写《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一文略加论述。[2]近年来，围绕此事的新史料不断有所发现，在排比考校的基础上，对兴汉会的缘起、组成、演变、归宿及其内外关系进行综合论述，已有可能而且必要。

第一节　缘起

兴汉会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此事缘起，据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3]

中峰，孙中山；安兄，即毕永年，当时其易名为安永松彦。[4]两人是兴汉会成立的关键人物。

戊戌前孙中山主于外，含义有二：其一，孙中山一直主张利用和改造民间会党武装进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滞留伦敦时，他“每日入图书馆，考查欧洲会党发达之历史，思为本国人谋其改良进步，知其不可以压制除也，冀有以利导之”。他认为：“我国虽式微，即彼野蛮会党，其初起时曷尝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种族之观念存也。”[5]与其关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对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相当熟悉。伦敦蒙难事件后，记者曾采访他对中国会党的看法，他说：“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政府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护计。”“其中最强者为哥老会。此会结成已久，入会之人，现在约计一兆名。其结会之意，专与官长相敌。而会势之所以强者，以会首有所晓谕，会中之人莫不唯命是听，而生杀之权，操自会首一人。”[6]孙中山可能与他讨论过哥老会的问题。据南方熊楠称，他最早就是从道格拉斯处得知孙中山其人的。[7]

其二，孙力图将兴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扩展到长江流域。兴中会虽以粤籍人士为主，但孙中山决非自囿畛域，其大中华观念使之一开始就以建立全国性组织为目标，以拯救中国为目的，兴中会章程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想把发难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间，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地利人和，虽然认为广东利于聚人，也同意海州利于接济和进取。同时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社会变化，既觉得湘鄂“多是粗蛮之人，虽富豪子弟，亦不读书，多尚拳勇之徒”，又赞叹：“湖南一省昔号为最守旧之地，今亦改变如此，真大奇也。”[8]

作为鼓于内的关键人物，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9]，又夙具种族观念，早已暗中与会党有所联系。戊戌之际，康、梁等翻然变计，而毕氏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与湖南各地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往来，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政变前夕，康有为以其为会党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凯军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毕认为袁不可信，予以拒绝，离京至沪，闻政变，“自断其尾，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10]。然后径赴日本，见孙中山，入兴中会。不久，唐才常亦东渡日本。

1898年10月31日，唐才常、毕永年向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次日，唐、毕二人专门拜访宗方小太郎，要求援助湖南举义。[11]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12]。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13]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

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归国运动起兵勤王，临行告诉平山周，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毕永年虽不知湘中实情，也接到湖南“飞电急催”，感到形势“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告诉犬养毅：“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14]，请求犬养毅鼓动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平山周闻讯，以为起事应四方同时并举，独湖南一隅兴师必不利，因而与孙中山等商议。孙乃趁机派毕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出发前，诸同志为其设宴饯别，席间毕永年赋诗叙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