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3/26页）

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19]1984年胡珠生先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信函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歧和影响。[20]但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其他文献，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

对此，陶季邑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其考证仍嫌粗疏，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21]充分利用各种新出史料，考校比勘既有著述，在正气会成立的时间、人员、宗旨、活动，正气会、自立会与国会的关系，以及汪、唐两派的分歧联系等方面，仍须进一步澄清史实，探索脉络。

正气会的成立，应在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研究该会的历史，首先应区别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就目前所见，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宋恕的日记信函距事最近。田野橘次记:

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有人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为证实其说的可信程度，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其一，哥老会首领是否加入正气会；其二，唐才常是否正气会首领；其三，田野橘次与正气会的关系。

所谓哥老会来者，应为张灿（尧卿）、辜人杰。容某可能指容星桥，要某不详。张、辜二人主要是1899年10月上旬在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合组兴汉会的两湖哥老会首领的代表。唐才常得知兴汉会成立，函邀林圭回国，准备依靠被兴汉会排斥在外的谭嗣同旧部师襄，以湖南为中央本部和活动基地，伺机起事。

11月中旬，林圭等人抵达上海，下旬，和沈荩、田野橘次等出发赴湘。因白岩龙平、宫阪九郎、荒井甲子之助等人的阻挠，赴湘计划无法实现，临时改到武汉寻求发展。这一变化，导致两方面结果：

其一，在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下，以开设旅馆名义，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建立关系。12月，林圭、田野等与张、辜等一众哥老会首领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

其二，组成正气会。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并无所谓阶级基础之类的限制，因为正气会同样有联络会党武力变政的秘密宗旨和活动。汪康年等人也因此而结识张、辜。只是革新派的活动可以公之于世，为外圈；与哥老会的联系必须暗中进行，为内圈（详见下节）。

至于唐才常，确曾担任正气会首领，其正式名称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22]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不少资料说唐才常担任国会总干事，实际上国会并无此一职位，当是与正气会干事长相混淆。

周本人是正气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始终关注该会活动。田野橘次所说“周某”，即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他于1899年10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出国前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文廷式等人有所交往。[23]在日期间，曾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晤谈。[24]是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美洲，周善培随即离日归国，恰好赶上正气会的成立。他后来回忆唐才常道:

十二月初，我由日本回到上海，表面是住栈房，实际在他家里睡了十几夜，都是谈到深夜，不能走了，就留宿下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富有票的办法。基础是建筑在结合一般帮会朋友之上，每天往来的尽是四方帮会的朋友。他说四川帮会是几百年来具有组织的团体，要我到四川去担任四川哥老会的责任。周善培告以帮会有形式无组织，没有政治思想，附和者无非为了升官发财，且不能保守秘密。他本人年轻，又是官场子弟，与哥老会难以接近，即使设法入会，要熬到大哥，需要十年。因此联络会党只能作响应，基本的工作应运动军队，如湘军等。沈荩表示已有联络湘军的途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