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2/26页）

所述与史实大体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寿富、金梁，要求与会员歃血为盟，“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以断绝各种借口托词，似有实事，而非虚指。

金梁在所撰《瓜圃述异》中，记述了他与章炳麟的交往:

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皆其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忆一日，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既作，太炎返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吾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太炎始终未知也。[13]此说可与上述推测相印证。

1899年底唐才常函告康有为，言及金梁在戊戌政变后的态度表现，作为南方舆论普遍主张尊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而彼元奸巨憝之不敢遽动于恶，以撄天下之怒”的力证，他说: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名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14]

其时章炳麟《訄书》刊行，“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15]。章氏的意见未被接纳，国会要人又主张大合而反对排满，金梁直接间接参与其事，亦非没有可能。

国会成立后，领导层托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到南京联络同人，扩展组织，经过一番活动，俞明震（浙江）、刘世珩（安徽）、易顺鼎（湖南）、傅苕生（江宁）、顾云（江苏）、薛华培（四川）等人表示赞同附和。[16]

除南京的响应者外，国会会员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包括张通典、狄平、沈荩、唐才质、龙泽厚等；其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派，有汪立元、汪有龄、丘震、孙宝瑄、宋恕、夏曾佑、胡惟志，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旅沪人士沈士孙、孙多森、孙多鑫等；其三，因义和团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乱南来者，如严复、王修植、伍光建、陈锦涛、方城、蒋新皆、温宗尧、赵从蕃等；其四，其他新学名士，如容闳、郑观应、文廷式、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等。后两类虽各有政见，却较少派系意识，周旋于康、梁派与江浙派之间。可以说，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是把握国会内部派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

国会领导层的基本情况如下：

据此，江浙派在国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会两次集会，第一次叶瀚任主席，第二次确定干部，属于这一派的有书记叶瀚、丘震，干事汪康年、沈士孙、汪立元、胡惟志、孙宝瑄，另外干事郑观应、会计孙多森与该派关系密切，副会长严复和干事丁惠康、吴保初较为中立。赵从蕃的组织活动与唐派联系较多，但观点与汪派一致。只有会长容闳偏袒唐才常。与正气会时期相比，唐才常派的地位明显下降。原来唐才常任正气会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加上张通典、狄平，虽无地利之便，势力却略占上风。

两派人物相比，各有所长。1900年4月17日，严复曾致函章炳麟，对沪上新学名士逐一评点:

苟自所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用情恳恻，吾敬张鞠生（元济）；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湛厚质重，可与主权，吾推张伯纯（通典）；黾勉事功，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德俊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能自得师，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平）；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18]张通典、狄平等未能进入国会的领导中枢，当是所属派系影响削弱的表现。

第二节　正气会

国会两派的分合消长，始于正气会。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及区别，长期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