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8/10页）

九

治学当然要与时俱进，只是不一定因时而异，陷入趋时与过时的轮回，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悟性，乃至智慧，不断地开发扩充，对于社会人生的领悟自然不同，学术品位和境界随之变化。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超越年龄限制者当然是少年老成；不然，后知后觉，悔其少作，也可以不断提升。治学无常法，就此而论，学问必然分层分等，方法越好，难度越大，善用者越少。在学术领域，真理果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学术应当自由而不能民主。不同的学术品位与境界之下，对历史的判断与鉴赏，差异极大，难以沟通。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

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的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政治以胜负为基准，必须讲究权术。尽管后人多以顽固腐朽目之，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凡事标新立异，大抵与表浅为伍，虽然易于出人头地，稍不留神，也容易误入邪魔外道。庚子勤王不仅是隐秘的政治，而且要武力谋国，所谓兵行诡道。学人须以同情理解政客与兵家之心，才能不为各种表象所惑，以免重蹈古今多少帝王为奏折所误的覆辙，为史料的表面字义所蒙蔽，令研究对象取笑于九泉。

十

研治近代学术与学者的历史以来，每有著述，则于绪论中略记心得，大都是力图与古往今来的中外前贤心灵沟通的学术独语，下笔时间或涉及当下，或褒或贬，心中偶尔隐有所指。不过，褒有具体，贬则往往泛论。读书不必与人较，起码应与古人较，因为古人已经留了下来，今人却未必留得下去。与今人较，如何取法乎上？近贤治学论人，对同时代者尽量避免擅加褒贬，否则批评固然动辄得咎，赞誉也难免厚此薄彼，容易招致非议。所以凡论一般规则，并不指明（具体论点论据例外），所谓对事不对人。但如此一来，也有麻烦。读者有心，常常揣测，所指人事，与当时心中所想，不仅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迄今未有中的者。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于文中发觉预设的解扣。若无成见，一点即明。此类误会，已经数起，当面问及，不难解释，背后揣度，则渐行渐远，看朱成碧。由此可见，欲对前人了解同情，深入心境，谈何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极易似是而非。为免他人窝心，自己蒙冤，日后若有误解，当于下一著述的绪论中略加解说。旨在申明己意，以免殃及无辜。

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要在他人眼中脑际当得起，诚非易事。所以主张学术批评，首先在于对象是否值得，打假之类，一言以蔽之足矣。前议孙中山研究，用后出孙中山各传与史扶邻书相较，即特意指出限于全传。若以部分，则至少沈渭滨先生一书进展明显，更不必说各种专题之作。治学为极难之事，非长期积累，并全力以赴，难得成就。即使孙中山研究这类学人以为新意不易多得的领域，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传记得到公认，可见空间仍然不小。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作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事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工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但此法仍须慎重，不可随意追仿，否则容易弄巧成拙。至于在下，既深陷其中，又不愿尽力，最多不过尚能信守阙疑，自然不在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