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8/10页)

治学当然要与时俱进,只是不一定因时而异,陷入趋时与过时的轮回,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悟性,乃至智慧,不断地开发扩充,对于社会人生的领悟自然不同,学术品位和境界随之变化。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超越年龄限制者当然是少年老成;不然,后知后觉,悔其少作,也可以不断提升。治学无常法,就此而论,学问必然分层分等,方法越好,难度越大,善用者越少。在学术领域,真理果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学术应当自由而不能民主。不同的学术品位与境界之下,对历史的判断与鉴赏,差异极大,难以沟通。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

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的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政治以胜负为基准,必须讲究权术。尽管后人多以顽固腐朽目之,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凡事标新立异,大抵与表浅为伍,虽然易于出人头地,稍不留神,也容易误入邪魔外道。庚子勤王不仅是隐秘的政治,而且要武力谋国,所谓兵行诡道。学人须以同情理解政客与兵家之心,才能不为各种表象所惑,以免重蹈古今多少帝王为奏折所误的覆辙,为史料的表面字义所蒙蔽,令研究对象取笑于九泉。

研治近代学术与学者的历史以来,每有著述,则于绪论中略记心得,大都是力图与古往今来的中外前贤心灵沟通的学术独语,下笔时间或涉及当下,或褒或贬,心中偶尔隐有所指。不过,褒有具体,贬则往往泛论。读书不必与人较,起码应与古人较,因为古人已经留了下来,今人却未必留得下去。与今人较,如何取法乎上?近贤治学论人,对同时代者尽量避免擅加褒贬,否则批评固然动辄得咎,赞誉也难免厚此薄彼,容易招致非议。所以凡论一般规则,并不指明(具体论点论据例外),所谓对事不对人。但如此一来,也有麻烦。读者有心,常常揣测,所指人事,与当时心中所想,不仅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迄今未有中的者。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于文中发觉预设的解扣。若无成见,一点即明。此类误会,已经数起,当面问及,不难解释,背后揣度,则渐行渐远,看朱成碧。由此可见,欲对前人了解同情,深入心境,谈何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极易似是而非。为免他人窝心,自己蒙冤,日后若有误解,当于下一著述的绪论中略加解说。旨在申明己意,以免殃及无辜。

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要在他人眼中脑际当得起,诚非易事。所以主张学术批评,首先在于对象是否值得,打假之类,一言以蔽之足矣。前议孙中山研究,用后出孙中山各传与史扶邻书相较,即特意指出限于全传。若以部分,则至少沈渭滨先生一书进展明显,更不必说各种专题之作。治学为极难之事,非长期积累,并全力以赴,难得成就。即使孙中山研究这类学人以为新意不易多得的领域,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传记得到公认,可见空间仍然不小。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作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事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工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但此法仍须慎重,不可随意追仿,否则容易弄巧成拙。至于在下,既深陷其中,又不愿尽力,最多不过尚能信守阙疑,自然不在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