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6/10页）

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不少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十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地区，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1]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体而言，缺漏尚多。若能汇集掌握相关资料，可以深入认识近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和群体自觉的进程，这也是保皇会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此事限于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其二，一些重要收藏，其中可能包含不少关键信息，由于存在多方面限制，无法解读。如赵凤昌藏札。其人原为张之洞幕府的要员，后来尽管因故退出，但仍然参与晚清乃至民国的各种大事的暗箱操作，从东南互保到南北议和的许多重大事件，均在其寓所接洽磋商，然后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有人称之为天下幕府之枢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资料正在编辑整理之中，暂时不便查阅。另有为数不少的未刊日记、函札、文集、笔记等，无缘得见。将来公之于世，对现有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解读，以扩大研究的范围。

七

前贤治史，讲究搜罗材料要竭泽而渔，治晚近史事者对此应当全力以赴，但真正做到恐怕绝难。历史人事的联系无限延伸，又难以完整保存，而史料愈近愈繁，公私收藏不知界限，要想穷尽，再小的题目也无可能。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掌握史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必然因事而异。这虽然是技术问题，却很难设立一定的科学尺度。今人将学问看得太过容易，著书立说，必看的相关资料尚未读过，已经放言高论者不在少数；有的虽然看过，却未必读懂；甚至有声明未曾读过，仍然要发表大通意见之人，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全然外行话。

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这类论著用外来成见取舍本土材料，即使所用条理系统，因根源在外，国人难以验证，认真追究，出入也相当明显。经历了近代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材料之于治史，有主料与辅料之分。主辅之别，虽然可以从材料的类型上大致分开，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说稗史所记，时有正史所遗漏或掩饰的事实。而档案运用不当，无非官样文章。书信日记，号称个人隐秘，近代却不乏有意留作史料之用者，不仅当时留心权衡，事后更有所删改，每每关键之处便有缺漏。近代报刊众多，往往党派牵连，所报道开始常由道听途说而来，后来也不过一面之词。但小道消息，未必不实，冠冕堂皇的内政外交，有时反而是欺世的幌子。许多后来人视为秘档的文件，当时传媒早有披露。

乾嘉考据，讲究信而有征，近人治史，重视第一手资料。其实，实事往往难得实证，即使亲身经历的所谓当事人，因利害各异，关系不一，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陈述，都难免偏见。即使主观没有成见，对相关人事的了解掌握，也受所见所闻的限制，只能反映其所见所闻的一面，而无法全面展示本相。通过观照立场不同的各种记录陈述，一方面可以认识其中真实反映的部分和程度，逐渐接近事实本相，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各人为何如此记录陈述的原因，进而探讨相关各人与此人事的关系及对此人事的态度。所以，资料的主次轻重，从类型判断只能相对而言，关键是看反映事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而这只能出现在研究的结尾而非前提。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成说固然容易，反证亦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证，不足征信，适以乱真，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无规矩可言，也无训练的必要，信口开河，反而美其名曰见仁见智。研究历史，不仅所论必须有据，更重要的是，作为论据的材料首先应当经过内证与外证的一套复杂检验程序，而检验的目的，不单是判断该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体把握其可信的方面与程度，即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以及为何这些方面近真，其他方面则不能，何以不能。断真伪之于历史研究，还是相对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