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7/10页)

在革命史的框架下,庚子勤王运动的政治倾向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论点不一,普遍的看法是将自立军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重要转折,分歧在于自立军本身的取向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自相矛盾,自立军与革命、保皇双方的关系如何。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内部也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同一人的言行也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当年朝野官绅固然有派系之分,但如果用后来的概念标准作教条式区分,尤其简单地以政治派属来判断人物的言行,强求明暗等不同场合下态度的一致,难免陷入曲解材料以就观点的误区。

不要简单地用后来形成的革命史框架看待当时人的言行,并非放弃革命的观念。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许还是“革命”。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辛亥革命的“革命”内涵及其概念似乎不言而喻。在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太平天国也被赋予农民革命的标签,因而轮到辛亥,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革命”的属性,而不大关注辛亥革命之于“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有学者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进行了极富启示性的考论,令人思路为之一转。[12]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可以用“革命”来标名,那么庚子勤王被视为这一时代的发端。通过辛亥革命,“革命”的话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融合,用时下的套语,即完成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革命的发动者不仅实现了“革命”,而且建立起“革命”的话语权势。谢文孙认为,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冲突,对立各方往往在同一套“革命”话语之下展开斗争,所争在于各自“革命”的正统性。[13]当“革命”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时,革命与否,已不再具有对等的资格。

循着思想史的路线考论“革命”话语的历史演进过程,作为长时效的趋向固然不错,总体方向上的确提供了新的议论空间,但要落实到具体的时地人,却令人感到几分愈有条理系统,离事实真相并不愈近的似是而非,像是“古史辨”的现代翻版。相比之下,仅凭头脑的睿智似乎难以应付史实的极端复杂,显出理论的苍白。从这一探索的观念启示回到丰富的史料与史实之中,可见“传说”的叠加不同于作伪,许多的“不知”会显露出“可能”,而更加近真。

从治史的角度看,关于“革命”话语现代性的考论,值得注意的是将“革命”一词的诠释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区别,并从分辨汉语的革命、英语的revolution和日语的かくめい三者复杂的语境关系入手,仔细探讨“革命”一词的语义转化及其具体运用过程。[14]由此反观中国近代史的现有框架,不仅太平天国的“革命”是诠释分析的结果,孙中山也不得不将“革命”先行者的头衔让给梁启超。

然而,再好的观念假设也要经受历史的验证,庚子勤王的史实表明,趋新各派和日本人士,都已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党的代表。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确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分水岭。而对于孙中山而言,却是以革命首领的身份参与庚子勤王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反满固然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仅此而已,则不能脱离旧式以改朝换代为革命的窠臼,甚至不能与怀有帝王野心的刘学询等人划清界限。孙中山有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追求,当时各派人士或怀疑其是否真心实意,却也知道他与一味反满者不同。就此而论,中国革命的起点显然不应定在庚子。

不过,革命与否,此时显然还没有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甚至“革命”一词的含义也相当不稳定。一些人依然强调革命原有的改朝换代意义,而主张实际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政。因此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较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戊戌前章太炎的区分是:“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15]戊戌后汪康年、曾广铨主持的《中外日报》刊登《革政论》,批评守旧、维新两派各持己见,各分门户,所争不过意气。施政犹如衣食住房,必须因时制宜,与岁更易,短期可以修而新之,历久则不如改易之为愈也。“物敝则易,法敝则改制,同此一理也。”[16]庚子夏曾佑主张联络外强,以兵力胁退慈禧,请光绪亲政,再行新政,认为此举有形势极便、全体振动、下合人心、少杀人等四项好处。如革命党人不愿,可设法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具体办法是宪法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17]夏氏将革命与革政的区别仅仅定于反满,太过表面,当时革命党人并不以“革命”自囿,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内外交迫的危机局势使各派宗旨手段的分歧有所缩小,共识明显增加,所以孙中山可以接受长江流域用勤王名义实现大合,趋新各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纷纷联合秘密会社,准备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