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9/14页）

熊：我也听过一些关于童第周的不好的话。

邹：童第周的学风不是很严谨，是有一些问题。但他到底还是踏踏实实做过很多工作。学风不是很严谨，这是缺点，但不是污点。而剽窃、抄袭、做假等行为就不是缺点，而是污点。

熊：政策所的樊洪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反对科学领域的不端行为，批评过一个叫刘亚光的人，并一道批评了支持刘亚光的著名作家杨沫，您知道他们吗？

邹：这三个人我都知道。我也批评过刘亚光。当时，他打着分子生物学的招牌来欺骗一些熟悉传统生物学、但对生物学新进展不大了解的生物学家。在他宣称要用分子生物学来研究中医的时候，我揭发了他。但杨沫出来为刘亚光打抱不平，说我是学阀，压制新生力量，除了自己所熟悉的一点点东西外，其他什么也不懂。这大概是1978—1979年的事。

熊：然后樊洪业反批评杨沫，再次揭发刘亚光？

邹：是的。刘亚光在国内骗到一些领导的支持，骗得了不少钱。用分子生物学来研究中医，这话很好听啊，但后来他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再后来就跑到美国去了。现在情况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科学研究重新开始起步的时候，特异功能和伪气功也一道兴起。

邹：当时有一个叫路某某的人，他在某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自己在外面发功，能使冰箱里面的核酸发生改变。还有清华大学一位生物学领域的教授和他一道在这篇论文上署了名。这位教授我比较熟悉，他后来几次被推为院士候选人，但都未能通过——一提到这个事情，大家就摇头，都不投他的票。后来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申明，说自己在那篇文章上署名是因为情面难却，他的本意不是那样的。这样做虽然仍说不大过去，但比那些一直到现在仍不肯认错的科学家还是要好一点。他后来依然没能选上院士，大概是因为他贡献不够吧。

在反对特异功能和伪气功方面，主要是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胡亚东、张洪林等人在反对，我参与得并不多——就参加过几次会，在会上发过几次言，表过几次态。我所关注的主要是科学界的一些事情。

熊：您和于光远等人私交如何？

邹：我和于光远、何祚庥、胡亚东比较熟。

熊：您认为特异功能、伪气功何已能在中国成气候？

邹：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特别是一些军队领导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一些科学家，其中主要是钱学森的支持。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自己熟悉的那一行，你是专家；离开了那一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你说的话没有特别的分量。钱学森就不明白这个道理，老要出格。特异功能事件是一次，另一件是“大跃进”时他写文章支持亩产万斤。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特异功能他是极力鼓吹的。他还到我们所里去找贝时璋，叫贝时璋和他一道鼓吹。贝时璋这个人特别谨慎，任何险他都不冒，所以在这件事上他至少没有公开支持钱学森。

熊：对于特异功能、伪气功等的流行，我国的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邹：相关抗议活动我参加得不多。法轮功一起来，政府出面反对，也就不需要我们的民间行动了。

熊：我小的时候，对于特异功能一度也有点信，尤其是看到钱学森的论证之后。

邹：当时也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你反对？人家钱学森都相信！

熊：您还与哪些科学界的不正之风作过斗争？

邹：我还批评过陈章良。20世纪80年代中期，潘爱华、陈章良等人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原作者向杂志主编去信说：潘爱华等人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整段完全抄自他的一篇文章。收到原作者的告状信之后，主编没办法，就写信质问陈章良。陈章良等人就把这个杂志的主编请到中国来，说是请他做学术报告，实际上是花钱好好招待，请他到中国大玩一通，把他的嘴堵住了。并且请这位主编到北大参观，参观的是茹炳根的实验室，却说这证明了陈章良等人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大概对于堵这人的嘴也是起了作用的。陈章良其实并不是文章的第一作者，也不是通讯作者，责任并不重大。但他不应该竭力去隐瞒事实。一个人偶尔犯上一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去隐瞒事实。北大还对这位主编承诺，将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可是怎么处理的呢？派第一作者潘爱华到北大在深圳办的一个公司当总经理。当了没多久，潘爱华又被调回来，升成了教授。不但升了教授，几年之后，《科技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吹捧潘爱华，说他是青年学术带头人。而陈章良呢？就在剽窃事情发生的时候，升成了副校长。就算他不是论文的主要负责人，但既然署了名，他就应该负责的。陈章良当了副校长之后，陈佳洱才当上校长。陈佳洱是个老好人，他当校长之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陈章良的事情，于是在分工时，他一度只是让陈章良分管同学会的事情。这个事情被透露出来了，但报纸上没有登，被人压住了。此事你最好是去访问一下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