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7/14页）

熊：您的成就跟您面对面地参与了众多国际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吗？

邹：不是很大。因为我的几个主要的工作都是60年代做的，根本没有国际交流。根本不能出国啊。就是偶尔有外国朋友来访问，单独谈话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当时根本不许单独和外宾谈话——这是违背纪律的。当时，见外国人至少得两人以上，不许单独见面，这是外事纪律。一个人去接待一个外国人，单独会见、单独谈话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熊：到国外去开会呢？

邹：也不允许单独去。譬如说1966年在波兰召开的欧洲生化会议，就是由王应睐、我、龚岳亭三个人去参加的。

熊：80年代以后，您参与的国际交流就比较多了。您还曾到美国去做过访问研究，这些国际交流对您的研究没有直接影响吗？

邹：在美国时，我到处访问——与我的工作接近的重要一点的学术中心我差不多都去了——跟很多人谈话。这些交流开阔了我的思路，对于我的研究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熊：您在美国时做的是什么研究？

邹：酶活性部位的柔性。这项研究在国内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国外利用他们的条件做了一些我们在国内做不了的实验。我这一辈子，除了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其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国内开始的。

熊：除了勤奋、多思，还有哪些因素让您取得那么多成就？

邹：我想，最主要的一点是，我这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向来不赶时髦。我觉得我们国内赶时髦的风气不好。这个风气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恐怕该由领导负责。做时髦工作，领导给钱；做冷门工作，领导不给钱，或者只给很少的钱。其实并不一定钱拿得越多的人工作就做得越好，我们国家不讲究这个。而国外做科研也是讲究投资效益的，要看投入产出比，要看发表一篇好文章要花多少钱。在美国来讲，发表一篇好文章大概要花10万美元——把投资、人的薪水、设备等都算在内。在我们国家，有些人拿很少的钱能做出很好的工作，有人拿很多的钱不做什么工作。

熊：您做出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二等奖的工作花了多少钱？

邹：我从来没有拿过很多的钱。

熊：不过您的工作理论性比较强。

邹：也要做实验。酶动力学的工作不做实验是得不出来的。赶热门呢，就要到领导面前吹，找他要钱，但拿了钱之后，不一定能做出很好的工作。我觉得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我们也要学学外国人，也得计算投入产出比。

熊：就是说应该多支持那些成果多、信誉好的人和实验室？

邹：是的。人家发表那些热门工作的时候，后续工作上就跟上了，你现在跟，只是他的后续工作的后续，所以很难有重要成果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个大成果，但发现它之后，要开发下一个油田，就不能够再在大庆油田周围打圈子，得换一个地方，在大庆油田附近再发现一个大庆油田是不大可能的。而我们现在的追热门则常常是试图在大庆油田的周围找到新的大庆油田，老在外围转是不大可能抓到很肥的油水的。

熊：如果不去追热门，那么该怎么做？

邹：应该有自己的科学思想，当然还得参考国际科学的发展，还得有自己工作的积累——积累不一定就是老的，你没有积累就没有创新；牛顿的话到今天还适用：“我之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不能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你必须有自己的积累，有积累才能有创新。现在有人在报上说，一个国家建国20多年，就会有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成果出现，我们国家建国50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啊？这和老去追求热点，没有自己的积累有关系。还一个因素是，虽然我们建国已经50多年，但这50多年中，有一半时间是没有好好做研究的，打打停停，又怎么可能做出大成果来？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确实非常难。

对学术腐败说不

熊：在改革开放我国科学重新开始起步的时候，科学界中的不正之风就已经出现……

邹：而且以后也没有断过。最早在报上曝光的是李富斌。他是个小人物，是江西或湖南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学校的教师，剽窃，报上登了出来，被开除了。但另外一些有名的人的类似事件报纸上就不登了。

熊：我注意到，在20多年前，您就开始反对学术腐败了。能介绍一下您多年来的“反腐”故事吗？

邹：最早是牛满江事件——那时候还没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方毅管事，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国家科委主任，还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科学技术由他专门分管。因为牛满江，我把方毅给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