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8/14页）

牛满江原本是美国一个小大学的教授。他在科学上出了一件丑闻（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可能是伪造数据之类的事情），遭同行揭发，于是被迫提前退休。退休之后，他已不可能再在美国找事，就回到中国。他先去台湾。与他一道在伪造数据的文章上署名的一个人也比较有手段，后来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任职，也利用自己手里的职权，替牛满江做宣传。于是牛满江在台湾混了一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然后，他就以美国某某大学退休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双重身份，到大陆来四处吹牛、招摇撞骗。他还找到了一个靠山，就是中国科学院当时的生物学部主任，后来的副院长童第周——他跑来和童第周协作，先是在童第周的实验室工作。后来，科学院又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给他很多钱。童老是个好好先生。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经典生物学方面，童老当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进入分子时代之后，他有点跟不上。牛满江就利用了他这个缺点，用比较尖端的概念来打动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欺骗他。

牛满江到处吹牛，吹动了领导吧。报纸上也经常登他的消息。来了一段时间之后，牛满江投了一篇文章到《中国科学》。不是通过正规的审稿，而是通过领导。那时候，《中国科学》制度也不健全，领导批个条子，《中国科学》就拿了那篇文章去发表。当时我只是《中国科学》一个普通编委，虽然反对这种做法，但没有办法。领导批了条，它就提前给他发表。当时，《中国科学》的制度还不如现在健全，文章发表的周期很长。按照常规途径投稿，通常要等14—16个月才能发表。可只过了3个月，牛满江的这篇文章就发表了。也许还经历过审稿，但只是走走形式。

该文错误百出，登出来后，国内、国外的同行都觉得很不像样子。因为牛满江和我只是大同行，不是小同行。虽然我知道他的文章有问题，但我要做一个专业评断还做不到。我就找了一个美国朋友，一个很知名的学者，他现在还活着，可能比我小一岁。我请他写了一篇评述性的文章，并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

当时《中国科学》的总编是严济慈，我就跟严济慈说，牛满江那篇文章问题很大，我找了一个美国朋友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我觉得《中国科学》应该登，百家争鸣嘛。我也不说牛满江的一定错，但百家争鸣还是应该的。可严济慈比较胆小，这篇文章后来就没有同意发表。我向他抱怨，他说：你不知道我的难处，我是受夹板气啊！他是愿意发表的，可他不敢，怕得罪领导。那时候得罪领导带来的问题可能比现在还严重。在科学上的事情，也是领导拍板，领导说了算。

这事让牛满江知道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听说你找某某人写文章来攻击我。你要小心啊！我可以对你也做同样的事情。”我当时觉得好笑，随手就把信扔了。如果我把那封信保留了下来并公布出去，对牛满江而言绝对是很不好的。

1982年1月4日，邹承鲁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的信（樊洪业先生提供）

熊：对啊！这封信本身就能说明很多事情。写出这样的恐吓信，牛满江的人品一下子就曝光了。

邹：牛满江在美国的名声太坏，在中国被这样吹捧，很多美国人都不理解。1979年我的一位师兄到中国来访问，就跟我说：这个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不好，你们怎么把他捧得这么高？我说我知道，可我说没有用啊。他说他可以说。他是美国代表团团长，领导要接见的，方毅接见。我陪他去。见了方毅，寒暄几句之后，我这个师兄就跟方毅说：方毅先生，我想跟您说个事情。有一位从美国来的教授叫牛满江……刚说到这里，方毅就把他打断了：牛满江我知道，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这话一说，我师兄就没法往下说了。接见完之后，他对我说：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你没法说话了。

虽然如此，不光是我，很多中国的科学家在下面还是说了很多话，毕竟到后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都知道他的事，牛满江就没法在这些地方吹下去了。最近他又来过，但只能在汕头等小城市中去混，大城市来不了了。这是我和科学界不正之风斗争的第一次。

熊：方毅知不知道您出面批评牛满江一事？

邹：他当然知道啊！我到处讲牛满江的事，他知道；我试图通过严济慈发表批评牛满江文章一事他也知道啊——严济慈请示过他，他不同意，所以严济慈才说自己受夹板气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