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11/14页）

熊：再请您谈一谈徐荣祥事件。

邹：徐荣祥嘛，没什么好说的。《科学时报》来找我，让我发表一点意见，我就表了一下态。然后徐荣祥就给我写信，说我侵害了他的名誉，要告我。我没有理他。然后《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文章，说徐荣祥大战生化院士。有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再去驳他了，他登这样的东西，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

熊：与他争论就是抬举了他。

邹：嗯。所以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请拿出科学事实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可以跟你进行科学讨论，你在报上搞这种东西我就不回答了。新语丝上有他的东西，对他的揭露比较详细。

熊：克隆人体器官究竟可不可能？

邹：你可以掌握这样一个原则：那些仅有媒体炒作，而没有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正式的学术论文的东西是不值得关注的。徐荣祥在《烧伤杂志》上发表的东西不能算数，因为那个杂志是他自己办的。首先得拿能通过正规学术杂志审稿的站得住脚的证据出来，否则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

熊：打着科学招牌做虚假广告，这类事情在当前是很多的。某些所谓的能固氮的微生物肥料，能调节人体内环境的微生物口服液，都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极有科学依据，但事实上又有哪个能经得起真正的科学实践的检验？当前在电视上做广告的许多产品，不管它打的是什么学会的招牌，其科学性都是很值得怀疑的。也许它确实有一些好作用，但不应该言过其实，更不应该拿“科学”、“学会”做幌子。

邹：学会做广告影响最坏。学会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我任会长时，“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就曾通过过一个决议：不允许任何会员以生化学会的名义做广告。但别的学会的事我是管不了的。现在，香皂、钙片等商品就经常用学会来打广告。比如一个牌子的香皂打着中华医学会鉴定的招牌，为此我专门给中华医学会去过一封信。我说，据我了解，中国科协下属的学会只是科学工作者的业余组织，学会下面一般没有研究机构，你们为香皂做鉴定是如何做的？中华医学会给我回了一封信，很客气，说我们是委托什么研究所做的，并给我寄了一大份实验报告，下面有该研究所的公章。做到这步，我也没法再往下追了。我怀疑人家没做鉴定，他给我寄实验报告过来。我既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重复他们的实验。

熊：科学和商业结合到一起，经常就变了味儿。对于打着科学的幌子做商业广告，您还有哪些看法？

邹：我打算在下一届中国科协大会时提一个建议：禁止中国科协下属协会做商业广告。因为这是欺骗群众的事情，也玷污了学会的名声。另外，国家应该有一部专门制裁不实广告的法律。对于这些虚假的东西，光靠科学家说说话是没多少用的。科学家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少有人听到。而那些做虚假广告的人和单位钱多，在媒体上发起言来声音大得多，同时还有科学界的一些人为他们作伪证。

熊：听说您还反对过周林频谱仪？

邹：这主要是何祚庥做的，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他邀我、王大珩，还有一个是谁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四人一道做的。除了把周林的云南省人大代表反掉，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效果。当时我们给人大写了一封信，要求罢免周林的人大代表职务。

熊：请您介绍一下您对学术腐败问题的思考？譬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术腐败现象？

邹：唉，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权代法。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站住脚，就是因为依靠权势，只要那些手里有权的人说一句话他们就站住了。就牛满江事件而言，除极少数被他所蒙蔽的人之外，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领导听不进去，只听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话。牛满江吹自己的文章好，就下命令给他发表。文章能不能发表是有一定程序的。当时在《中国科学》上发文章，需先经两个审稿人审查，这两份审稿意见接着被送到一位编委那里，需要他点头，书面写上“可以发表”才能发表。遇到有分歧的文章，需交主管副主编，听取他的评价。这个手续是比较烦琐，但还是必要的，能过滤掉一些站不住脚的文章。像牛满江的文章，领导一个条子就给发了……

熊：没了同行评议。

邹：同行评议我可以附带着说几句。当时《中国科学》发文章为什么慢？一个原因是它不善于利用现代的通讯工具。稿子都是邮寄来邮寄去，寄到一个审稿人那里，他可能出差了，可能在他那儿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本可以打电话先问问，可当时不善于这么做。所以一篇文章经常一拖就是一年半甚至两年才能完成这个手续。但手续再复杂，再烦琐，时间再长，也不能作为不经过这些手续，凭领导一句话就拿去发表的理由。申请基金也是这样。下面有一句话：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骗领导一个人是很容易的，骗用正当方式请来的评委比较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