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4/8页）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东林党骂得爽快，马士英全当放屁。骂惯了，听惯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在群臣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时候，却相继上演了扑朔迷离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称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场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旋涡，并最终将弘光政权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三大疑案”的始末，后人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种史料中进行了大量脱离史实的改造与修饰，包括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清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较而言，李清在《南渡录》、《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李清时任弘光政权的都给事中，是“三大疑案”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党争中基本上“不持立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较谨慎和客观。

下面就根据《南渡录》的记载，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悲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难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即便是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也难以幸免。虽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饭，没饭吃就得逃难，所以来个和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说他是亲王！这问题就闹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时除了和尚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了谨慎起见，朝廷立即安排对和尚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崇祯皇帝曾封自己做齐王，自己没答应，后来做了吴王，其间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经审讯，大悲和尚不过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屁民”一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处斩。

案件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因为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胆，敢冒充王爷？他以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忆症？

我们想到的疑问，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也能想到。在刨根问底的审讯中，大悲和尚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好家伙，翻案来了！

不仅如此，大悲和尚还供出了所谓的“幕后主使”——钱谦益、申绍芳。这两个是什么人呢？申绍芳不过是陪衬，最关键的人物是钱谦益。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东林党“大佬”之一，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动议者，后来见风向不对，立即倒戈，向马士英“投诚”。大悲和尚案发时，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书。

真是躺着也中枪！钱谦益、申绍芳连忙上疏辩解。与东林党有宿怨的阮大铖及时抓住机会，跟御史张孙振相勾结，断定大悲和尚的背后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反动组织”（说直白一点，就是“潞王还乡团”），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一道“黑名单”，包括所谓的“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要求朝廷对这股“暗流”一网打尽！

从数量上看，阮大铖的“黑名单”共计罗列了一百四十三人，规模相当庞大。再翻看名字，弘光皇帝大吃一惊，甚至阮大铖的“大哥”马士英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黑名单”里都有谁呢？

“十八罗汉”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黄道周、吕大器、袁继咸、路振飞等。

“五十三参”中有姚思孝、章正宸、熊汝霖、黄澍等。

“七十二菩萨”中有刘宗周、祁彪佳、张国维等。

对这些人不熟悉不要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人”（有些人只是“同情者”，如史可法、黄澍）。要是照这个名单抓人，整个朝廷基本上都得被腾空。人都进大狱休息了，谁干活？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阮大铖你个小王八蛋，别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