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3/8页）

神佑大明，良机天成。天赐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脓包，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东总督（名义上的）王永吉、江西总督袁继咸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继咸的话非常切中要害：清军没有大举南下，因为顾虑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们也得玩完儿。（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作为一个政权，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真理掌握在说话不管用的人手里。

在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为代表的实权派看来，北上的建议实在太不靠谱。既不符合“联虏平寇”的既定国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鲁莽之举。清军不南下已经是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马，你还主动贴上去挨揍，这不是犯贱吗？

唇亡齿寒？什么唇亡齿寒！大明弘光继自道统，怎么能跟流贼，特别是跟逼杀君父的流贼有唇齿之论？尔等是何居心？

由于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坚决反对，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该贪的继续贪，该混的继续混。

“三大疑案”

虽然没仗打，但“南混”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反而是忙得晕头转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发生了。

根据不言自明的惯例，加一个“南明版”，实际上想说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创是发生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创版的“三大疑案”很复杂，天启在位七年，加上崇祯在位十七年都没有把这几桩案子彻底搞清楚。远道而来的满清政权更是抓瞎，然后越传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还是众说纷纭，谜影重重。

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原创版“三大疑案”的经过。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