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2/8页）

悲哀！臭棋！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多尔衮不是脓包，李自成在怀庆府的疯狂已经让他预感到了危险，因此迅速作出反应，转变原定作战方案，命令多铎挥师西向，先解沁阳之围，随即西进潼关，与阿济格会剿李自成。

如此看来，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南京的弘光政权，之所以打不赢兵力不占优势的清军，实在不是因为自己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多尔衮采取怎样的作战策略，清政权想统一全国，都将面临同时在两线作战的局面：一边对付西北的李自成，一边对付南方的弘光政权。既然李自成可以趁着清军后方兵力空虚大肆进攻，那么在多铎率军西征后，弘光政权在理论上也可以出师“北伐”，抢占中原。

对于这个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局面，多尔衮根本不屑一顾。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试探，特别是通过与南方使团的接触，他已经看清了弘光政权腐朽无能、苟且偷安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南京的那群脓包哪怕有一丁点儿北上光复故土的意图，清军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拿下河南、山东。想让弘光北上夺中原？即便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朱由崧也不敢与清决！

弘光政权的朝堂上就是一群如假包换的脓包，李自成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自从揭竿而起以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充分发扬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先是一路凯歌高唱、横扫中原，逼得崇祯皇帝上吊殉国，大顺军定鼎北京，宣布改朝换代。但是，进城之后的李自成贼性难改，不懂得团结官绅，实行“封建主义改造”，而是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流氓”路线，根本不像个“开国之君”的样子，逼着吴三桂倒戈，这才让关外的清军钻了空子。

山海关一战，大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李自成完全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有计划地撤退，既避敌锋芒，又不断袭扰，消磨清军的锐志，以图伺机反击。遗憾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索性一溃千里，将整个黄河流域拱手让出，开局的优势被消耗殆尽，大顺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怀庆战役，又是李自成在关键时刻下的一着臭棋，硬逼着自己从被动走向绝境。

按理说，李自成能够主动在中原反击，显然对清军很不利，为什么说是一着臭棋呢？

——勇气与精神可嘉，但你得把时间算准了再打吧？

李自成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多铎大军刚进抵黄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不是故意找收拾吗？

如果李自成能够等待一段时间，待多铎军队离开河南并与弘光的军队交上火之后，再集结兵力，在中原一带发动大规模反击，境况明显要有利得多。届时，多铎即便想抽身回撤，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抽身，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

李自成的这步棋实在是臭得可以，大顺军虽然在怀庆府取得了局部战场的胜利，但要老命的是，这场胜利引起了多尔衮的警觉，命令正准备南征的多铎大军悉数转而向西。李自成替弘光政权暂时解了围，做了一次损己利人的“活雷锋”。

多铎挥师西向后，迅速扭转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又成溃败之势。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发动潼关战役，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战败。次年正月初四，刘芳亮部也被清军击溃。李自成亲征迎敌，大顺军还是屡战屡败，局面十分被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已无胜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次日，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已经向清军敞开。十三日，李自成率残部弃守西安，经商洛向河南伏牛山一带撤退。十八日，多铎大军进抵西安。

收到多铎的捷报后，多尔衮命多铎将善后及追剿等事宜悉数交付阿济格，率部执行原定作战计划，继续南征。

二月二十四日，多铎大军抵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准备经短暂休整后，在三月和四月间南下，一举夺取南京。

从十月发动怀庆战役，到次年四月多铎再次南征，“活雷锋”李自成以大顺军惨败为代价，为弘光政权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弘光政权完全可以挥师北上，呼应李自成的大动作，彻底搅乱中原态势，局面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事实上，弘光政权面临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贸然北进，或许是担忧北京的清军大举南下，而此时全然不必有此后顾之忧，“活雷锋”李自成已经牵制了绝大部分的清军主力。多铎、阿济格两路大军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线，清军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顺军残部纠缠，黄河一线只有肃王豪格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