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4/14页）
二十八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地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十九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十四岁的张闻天是骑在马背上行军的。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皋，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十五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地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二十八岁毕业时他已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十九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因为比他大七岁的毛泽东也在那时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三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很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使张闻天刮目相看。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要过潇水的建议虽然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氓回忆道：“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两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氓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之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为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氓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