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6/14页）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却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了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了，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作最后决战，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蒋介石却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了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直等到红军快到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才大举南下，这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

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三十六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

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对白崇禧说：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而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十八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赶快送走。具体作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

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有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刘斐对白崇禧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令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在全州只留了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了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上的全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恭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了，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

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

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

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