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 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雄心勃勃的人而少有怀揣远大理想的人[2]（第3/5页）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上进之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专注于未来的利益和对未来的判断。他们只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也只有眼前的利益能吸引他们。他们宁愿快速地完成大量的小事情，也不愿花时间去建立一座持久的丰碑。相对于名垂青史，他们更喜欢事业成功。他们最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服从，他们最想要的则是统治。他们的言谈举止，则不像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高贵典雅，这就是说他们在拥有非凡财富的同时表现出相当低级的趣味，看起来就好像他们拥有至高的权力，就是为了更方便他们享受粗鄙的小乐趣一样。

我觉得当今时代，净化和规范并且调节人们的进取心是非常必要的，而毫无节制地限制它则和耗尽它一样危险。你必须提前给它的极限定下限制，不能让它逾越，但你必须当心，以免在限制范围内过分阻碍了它的发展势头。

我承认，相对于民主社会的大胆进取，我更担心它欲望的平庸，让我最担心的是，在人们无休止的私人琐事当中，进取心会遭到遏制，失去它的宏伟之心。人们的激情趋于平静的同时甚至更加低落，社会主体的形态也因此变得死水无波似的安于现状。

所以我认为，这类社会的领导人如果想将人民置于过于平和和安宁的幸福中睡大觉是相当错误的，而正确的做法是时常给他们做一些困难和冒险的事情，以激发他们的进取心，给他们展现自己的舞台。[14]

道德主义学家经常抱怨说我们这代人最主要的恶习，就是骄傲。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实际上，没人会认为他自己不应该比他的邻里更优秀，也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受上级指使。但从另外一种方面来说，这又是相当错误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不能忍受上下级关系，又不能忍受平等关系，但是他可能会轻视自己，觉得自己只配享受低俗的享受。他自愿止步于平庸的欲望，而不敢着手更高的事业，甚至连想也很少想。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学着变得谦逊，反而我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和他们这类人的优秀之处。[15]谦逊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他们最缺乏的，就是骄傲。我宁愿付出几项小小的美德为代价来获得这个恶习。

注释

[1]必须清楚地区分民主革命与民主。

只要革命继续，那么野心是巨大的；但当革命结束的时候，野心会变小。

为什么：

民主没有防止野心的出现，但它至少赋予野心以特征。

这种特征是什么。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尝试净化和规范野心，但我们要保持谨慎，不能过于阻碍和限制它。

[2]“这章应当被命名为《欲望的伟大之处》”。

[3]在资料中：

民主社会中的野心。

［在页边空白处：很大部分是路易斯的想法。］

当你聚精会神地思考这个主题，你会这样想：

民主极大地增加了拥有野心的人的数量，减少了怀揣大理想的人的数量。它使所有人瞄准稍高的目标；它防止任何人瞄准非常遥远的目标。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和阶级的缺失使所有人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地位；同样的原因防止任何人自然而然地将目标设定到极高的水平。

国王自然想要征服王国，贵族自然想要治理国家或获得荣耀。他们的地位极高，因此这些伟大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喜好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达到目标。穷人的目标在于获得不多不少的财富。而拥有不多不少的财富的人则想要致富。如果你以一种绝对的方式看待这些目标，它们不像第一种目标那样伟大；如果你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也不渺小。引导人们朝着第一种目标前进的欲望与引导人们朝着第二种目标前进的欲望是相同的。

然而，在民主制社会中，有时会产生极大的野心，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在那里的野蛮人身上。在那里，所有天生羸弱的孩子会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成为了非常强壮的人。力量使他们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推动他们走得更远。

此外，这一点仅适用于已经建立的、和平的民主制社会。在存在无数巨大的革命野心的民主制社会中；身份的平等允许每个人改变地位，而财富使每个人能够暂时达到最高的地位。正是这一点使有的人笼统地认为民主制社会倾向于使人们拥有更大的野心。例外被当作了常规。以法国为例，就能够证明第一个命题。当你将这种观点运用到一个军队上，它是大致正确的。被引入军队中的民主原则会使他们产生大量的大野心并推动他们完成惊人的事情。一个在战争中的军队无异于一个在革命中的社会。因此，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偶尔适用于社会的观点总是适用于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