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 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雄心勃勃的人而少有怀揣远大理想的人[2]（第2/5页）

这对于这类人的子女也是有相同的影响的。确实，他们出生时条件就很好，但是他们的父亲也曾过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在父亲的情感和思想中长大，即便他们长大以后也很难逃离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子女既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继承了父亲的天性。

相反的，一时权贵的贵族的后代落魄以后，会展现出一种巨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种族的传统观念和阶级的精神会让他对现实的处境忍耐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阻碍民主时代的人拥有伟大理想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时间总是在他们有能力成就理想之前就耗尽了。帕斯卡尔曾说过：“一个好的出身，能让一个人能在十八或二十岁时就能达到其他人需要五十岁时才能达到的位置，他就占了三十年的便宜。”[10]而民主制度下的有着雄心人却往往没有这三十年。平等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却阻碍了人的迅速发展壮大。

在民主社会中，和其他社会一样只存在着一定量的可以让人获得的巨额财富，并且获得这些财富的路子是每个人都能走的，那总体的进步的脚步就一定会被拖慢。而由于所有参与竞争的选手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并且由于平等是民主社会的最高法律原则，而不违反这个原则就很难从这些人中选定人选，所以人们首先提出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进步都依着相同的步伐，让所有人都通过同样的考验。

因此，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似，平等的原则越来越平和深刻地渗入各种制度和民情，进步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死板，进步也变得越来越慢，迅速发展壮大至某一水平的难度也因此增大了。

因为人们对特权的憎恨，又因为有太多的选择，不管人们是什么样子，都不得不参加同样的筛选，无差别地进行初步的训练，人们便在这个过程中失掉了自己的青春，模糊了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享受到被给予的好处，并且当他们最终有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能力时，却缺乏了这样的兴致。

在中国，人的身份是非常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由来已久，人们只要通过竞争的考核就可以从一个部门升到另一个部门。这样的考核会伴随他一生的事业，并且这种考试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民风之中，我记得在我读过的一本中国的小说里，男主人公几经沉浮，终于因为在一场考试中高中而最终获得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们不可能有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野心。

我所说的关于政治的理论也可以延伸到一切事物上，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比比皆是。在法律没有规范和减慢人的变化的地方，竞争就可以。

在良好发展的民主社会中，人的重大而迅速的变动是很少发生的，这样的变动只是普遍规律的例外。而它的奇特，使人忘记了它们的数目是稀少的。

民主社会的人逐渐认识了这些事情，在这样长期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几乎没有限制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小跨几步，但是想很快地跨出大范围却是不行的。在他们和最终的宏伟目标之间，他们还看到许许多多他们必须慢慢克服的小的中间障碍。这样的情形使他们的雄心壮志提前受到了打击，丧失了勇气。于是他们抛弃了这些距离遥远而结局难料的理想，转而去寻求离他们更近的，虽不那么高，但却容易得到的享受。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发展前途，而是他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我说过民主时代的远大理想比贵族时代的还要少[11]，我补充一点，即便在民主时代有人不顾这些物质的障碍而怀着远大的理想，那他们也会有另一种表现。

在贵族社会中，理想的进程是远大的，但是理想范围却是有固定的限制的。而在民主国家，理想的范围通常很窄，而当它突破了这些限制时，可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了。由于人是很脆弱、孤独和易变的，并且由于在民主国家，先例并不占统治地位，法律也经常变动，因此其对新观念的抵抗力是很弱的，社会主体也不是很健全和稳定的。因此，一旦怀揣远大理想的人获取了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当他们失去这种权力的时候，他们便立即想着将国家搞乱，以重新获得这种权力。[12]

这赋予了政治野心一种暴力和革命的因素，而这种情况在贵族社会中是很少看到的。

从许多小而明智的志向里时而突然蹦出一些强大的，但却缺乏秩序的欲望，这就是民主国家里经常出现的情景。而慎重的、有节制的远大理想却很少出现在民主国家中。[13]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过，平等以某种隐秘的力量使人们的心被对物质享受的热情和对眼前利益的热衷所占据了，这种特别的本能与人的抱负情感混在了一起，也可以说使之染上了这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