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民主对薪水的影响

我之前在谈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时所做出的大部分评论，是可以应用到雇主和雇工上的。[2]

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断消失，上层阶级身份逐渐降低，下层阶级身份不断提高，财富和贫穷也停止了代代相传，你可以看到雇工和雇主之间的距离在日益减小，不论在看法上还是在实际上。

工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自己的未来，对于他自己，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新的抱负、新的渴望充斥着他的心，新的诉求也困扰着他们。在任何时候，他们眼中都装满了对能从雇主那里获得的利益的极度渴求，他们想法设法让自己的劳动获取最高的报酬，并且通常都能成功。

（社会条件的平等使薪酬水平逐步地上升，相应地，薪酬水平的上升也不断地促进了社会条件的平等。于是在我看来，这种缓慢但不断进行的薪酬水平的增长是治理民主制社会的一种基本的法则。

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出现了一种巨大而不幸的例外。

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就陈述了在工业化的世界里，一些贵族制的原则是怎样在被政治社会驱逐以后，又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处的。这在某些方面使得我上述的基本事实发生了极大的改变。）[3]

在民主制国家中，像其他国家一样，许多工厂的领导人在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上并不比他们雇佣的工人高。这类工厂企业家十分常见，他们的利益体系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想要达成一致或者齐力合作非常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每个雇工都有自信的才能，使得他们在得不到自己的劳动应得的回报时，拒绝付出劳动。

这两个阶级长久以来关于薪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力量也因此被分割开，并且风水轮流转，没人是这场斗争的常胜者。

平均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工人阶级的利益权益获胜得较多。如今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日益高的薪水使得他们对雇主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并且，他们越独立，就越容易争取到更高水平的薪水。

我将以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产业——种植业——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产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盛行的。

在法国，大部分出租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耕作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小片田地，这使得他们就算不为别人工作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当这部分人向大地主或邻近的农场主提供劳动力时，要是薪水太低的话，他们便可以留在自己的田地里，等着更好的受雇的机会。[4]

我认为从总体角度来看，你可以说薪酬的缓慢而又不断的增长是民主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法则。社会生活条件越平等，薪资水平便会提高，薪资水平越高，社会生活条件便会变得更平等。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例外。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就说明过，[5]贵族阶层被驱赶出政治社会以后，是怎样退到一些工业世界的领域里面，建立起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的领地的。

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薪资水平。[6]

由于创办大型产业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能创办这种产业的人非常少。由于他们的人数少，他们就能轻易地联合起来，制定让他们满意的工人薪水。[7]

相反的，工人的数量却很多，并在一直增长，因为产业效益偶尔会好的离谱，薪资水平就会毫无预期的增加，从而吸引了周围的人来从事生产。然而一个人一旦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他就不能轻易地摆脱它，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养成习惯，使得他们将不再适合从事其他工作。[8]这类人通常受教育程度低，不勤劳，还不喜欢动脑。因此他们只能依附他们的雇主生存。要是因为竞争或者其他偶然的情况使得雇主收益减少，那他也许就会随意地缩减工人的工资，轻易地从工人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

要是他们联合起来罢工的话，富裕的雇主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等着工人们迫于生计回来工作，而自己却不用遭罪。而工人为了糊口，就不得不每天都工作，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能维持生计的东西。长期的压迫使得他们变得贫穷，而变得越穷，他们就越容易被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

所以你不必惊讶薪资水平有时会突然升高，然后又稳定地回落，而在其他行业里，工人的工资只是缓步不断地增长。

这种处于我们时代的产业人口的依存而痛苦的现状，是非常独特的，与周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任何其他情况能比这种现状更严峻，更应引起立法机构的注意。当整个社会在变化时，很难让其中的一个阶级保持不变，当大多数人都在开辟新的生财之道时，也很难让少数人的需求和欲望忍受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