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 民主对家庭的影响[2]

我前段时间才考察了在民主制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社会条件的平等是怎样改变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我想做更深层次的理解，深入家庭内部。我的目标不是寻找新的事实，而是展现已知的现状是怎样与我的话题关联的。

每个人都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家庭中的成员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父子之间的距离被缩小了，父辈的威严就算没有消失，也至少变少了。

一些相似的，但却更显著的情况也在美国发生。

在美国，像罗马和贵族社会里定义的“家庭”字眼那样的家庭是不存在的。[3]这种家庭只是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才会出现。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不允许有反对意见，而子女的弱势和他们的利益需求，还有父亲的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又使得这种家庭专政是合理的[4]。

随着美国的孩子长大成熟，父亲对子女的约束和服从的要求一天天松懈。掌控自己的思想以后，美国的年轻人很快就能掌控自己的行为。严格来说，在美国没有青春期这一说法。一个人从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便会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

要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会伴随家庭的争执，孩子需要对父亲限制自己的自由暴力抗争的话，那你就错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生活原则使得子女更加独立自主，他们的父亲会认为这种独立是他们不可否认的权利。

因此你可以看到，当前者逃离这种专政以后，他们的忿恨之情不会持续太久。后者也不会因为失去了这种专政的权利而感到苦涩和恼怒。父亲对于他们权利的限期眼光看得很长远，当到了这一天时，他可以毫无压力地放下这种权利。子女对于什么时候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也能预见得很清楚，所以到了他们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他们也不会猴急着冲向新生活，他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的，没人能夺走。[5]

去论证这种家庭发生的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下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是有用处的。[6]

有那么一些特定的社会原则，有的人人必须遵守，有的却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在贵族制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中，权利从来不会下放到被统治的人群中。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只要你做出限制，其他人就会跟随你的命令。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家庭，适用于其他的组织，只要那个组织存在首领的话。在贵族制社会中，严格来说，只有父亲才与社会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子女只能通过父亲来与社会联系。社会管理父亲，父亲管理子女。所以说父亲拥有的不仅是物质的权利，还有下达政治命令的权利。他是家庭的发起者，也是家庭的维持者，同时，他还是家庭的治安者。

在民主制国家中，由于政府的权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需要遵循同样的律法，所以并不需要这样一类中间人。在法律眼中，父亲只不过是比子女年长一些并且富裕一些的公民。

当社会条件极不平等，并且社会将维持长久的不平等时，人们心中就会产生向上爬的心理，就算法律没有赋予一个人特权，他也会在民俗与舆论中得到这些特权。[7]而相反的，当人与人的差别不大，并且不存在永久的差异时，成为上层阶级的概念就会弱化并变得模糊。立法者就算想将服从命令的人的地位置于比发号施令的人的低，那也注定是徒劳的，民俗会将两人的关系拉近，并将两人的地位置于平等。

因此要是贵族社会的立法没有赋予家族家长特定的权利的话，那我可以保证这种权利会比民主制中的立法机构的权利更受人尊敬，也更被广泛需求，因为我知道，不管法律怎样制定，上层人士的权利和地位相对于民主制社会更高，而下层人士更低。

当人们沉溺于过去的记忆，而不是专注于现在的生活，当人们更关注祖先的思想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时，那父亲这个角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纽带，是这两条链条相接的链环。[8]因此在贵族阶层中，父亲不仅是家庭中政治的首领，也是传统的承载者、习俗的传承者、道德的仲裁者。他说话时你得洗耳恭听，你与他相处时得毕恭毕敬，对他的爱要带着敬畏之情。

当社会制度变得民主，当人评判事物的善恶只是将过去的信条作为参考，而不是将之作为规范时，父亲施加于子女的权利和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就会变得小一些了。

民主所带来的遗留观念的分家对父亲和子女关系的改变或许是最明显的吧。

要是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拥有很少的财产，那通常他的子女和他的生活处境就会一样，并且从事同样的工作。生活的习惯和需求拉近他们的距离，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联系。因此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一种家庭的亲密感，使得家长的权威性没那么强，这是他们之间在形式上毕恭毕敬的重要原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