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为什么民主制度和民情倾向于抬高租金和缩短租期

我之前所说的关于主仆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地主与佃农。但是这个话题应当进行单独的考虑。

在美国，可以说没有佃农，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

不得不承认，民主的律法有力地倾向于增加地主的数目，减少佃农的人数。虽然如此，美国的这种现状更应归功于其国家自身，而不是新的制度。在美国，土地很便宜，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的出产量很少，仅够抵得上地主和佃农的投入。所以美国在这一点上像其他方面一样，是很特殊的，将其作为例子将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在民主制国家和贵族制国家中，地主和佃农都是一直存在的，但地主和佃农的关系确是不一样的。

在贵族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田地，不仅得付出钱财，还得向地主表示尊敬，关心并服务于他。而在民主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用田地只需要付钱就可以了。[2]当土地作为遗产被分割易手时，当地主家庭与土地的关系不复存在时，土地本身的作用将仅仅是将地主和佃农扯上关系了。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合约的条件，然后便分道扬镳。他们只是被利益拉拢的两个陌生人，他们所严密讨论的东西只与钱有关。

由于土地的所有权被分割，财富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各处消失，美国各地充斥着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过去的财富正在慢慢消失，而新起的富人对财富的需求的增长比他们的资源增长更快。对他们来说，哪怕一丁点儿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没人会让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溜走，或者会让自己的财产损失一点点。

随着社会阶级的融合，极度富有的人和极度贫穷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越来越小，没有人天生就无可争议地高人一等。对于两个拮据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租约除了谈钱还能谈什么呢？[3]

对于一个拥有一整片地区土地和上百座小农场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同时吸引数千人来耕作，在他看来这是他值得努力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能轻易地做出让步。

而对于一个拥有百余英亩土地的人来说，就不会被这种想法所困扰。对他来说，能否赢得佃农独有的青睐一点儿都不重要。

贵族制社会并不会向一个凡人一样一日之内就消亡。其社会观念在法律条例的制定之前将在人们的内心中慢慢被摧毁。于是在对抗贵族制的战争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能看到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联系的纽带一天天地变松。一方的冷漠与蔑视在逐渐减少，另一方的嫉妒与憎恨也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奇怪，也更不那么平和了，租约的价钱也越来越高。这并不是民主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但却一定是它来临的预兆。一个让人民离了心的贵族制度，就像是根须枯死的大树，它生长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风刮倒。

五十年来，不仅在法国，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土地的租金都增长得吓人。而在我看来，同时期的农业和工业的增长却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你必须寻求另一种更有力同时也更隐秘的因素。我认为这个因素应当在已经被几个欧洲国家所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去找，也应当在动摇了其他欧洲人的民主之情中去找。

我经常听一些英国的大地主说，他们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高兴，他们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中获得了比他们的父辈获得的更多的财富。[4]

也许他们的自鸣得意是对的，但很显然，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得意的是什么。他们觉得自己仅仅通过交换，就赚取了眼前的利润。他们为了金钱所放弃的是他们的势力，他们所得到的是钱财，失去的却是权力。

一场浩大的民主革命将要完成或者即将来临时还有另一个清晰的预兆。

在中世纪，土地几乎都是永久地租借出去，或者至少有很长的周期。当你对那个时代的国内的经济进行研究时，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长达99年的租约比现在的20年的租约还常见。

那个时候的人都相信家族的永垂不朽，那时候的社会状况看起来将是永远固定的，并且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状态，没人会想象社会中会发生什么变动。

在讲求平等的几个世纪里，人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觉得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思变占据了人们的内心。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地主和佃户自身对于长久的租约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他们害怕现在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合约在以后的某一天会变成他们的羁绊。他们害怕面对自我，他们害怕当他们尝到变革的甜头以后，会懊恼自己不能摆脱以往所渴求的事物。这种担忧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的几个世纪里，在事物的发展中，最容易改变的，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