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2]

在这个世界上，能使人们每天都随意享受政治结社权力自由的国家只有一个[3]，也只有这个国家能使公民们不断地想要结社，并通过行使这种权力，来获得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

如果一个国家禁止政治结社，它的一般结社也会很少。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决不能轻易断言这是偶然所造成的，而应当看到在这两种结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或者是必然的联系。

几个人可能会由于偶然因素在某一事业上建立共同的利害关系。举个例子，比如他们想要去创办一种商业，或者要去经营一种工业。于是，他们走到一起合作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结社的好处。

如果人们越频繁地在这种小事情上进行合作，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共办大事业的能力。

因此，一般结社对于政治结社的发展实际上是有益的。不过，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能促使一般结社变得完整和壮大。

严格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觉得无须求助他人就能独自足自己的要求。不过，在政治生活中，他就不会这样想。因此，当人民参与公共生活时，他们无时无刻都希望能结社。即使自己原本对于共同行动有些反感，但为了党派的利益也会学习共同行动。

因此，受政治生活的影响，人们依旧普遍喜欢和习惯结社了。有些人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喜欢独来独往，但是受政治生活的影响后也对结社充满了希望，并且也学会了如何结社。

政治所创造的社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有些社团规模巨大。

在私人生活中，即便有什么共同的利益能自然地让一大群人采取共同行动，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要想让一大群人采取共同行动，就需要掌握共同行动的相关技巧。

在政治生活中，结社的机会随处可见。

但是，只有规模巨大的社团才能将结社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来。对于那些力量微弱的市民来说，对于联合起来的力量，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要使他们明白这一点，就必须向他们示范。但是，在召集人们结社时，人数越多就越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比如，一千人联合起来可能效应还不明显，而如果有一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而在政治方面，人们联合起来可以做成一些大事情，而人们将会看到，为了大事情而进行结社所带来的好处也同样适用于为小事情而结社的活动上。

政治结社可以同时将很多人召集起来，他们原先可能由于年龄、思想、贫富等因素而相互隔离，现在，通过结社，他们能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而开始相互往来和接触交流。他们只要相会过一次，就会想办法再次相会。

在大部分的一般结社中，基本上，人们会拿出一部分财产去参加。比如，所有的工业和商业公司就是如此。如果人们对于结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还没有充分了解，就让他们开始进行结社合作，他们可能会担心。因此，即使这是一种有效的成功途径，他们也不愿冒这种风险进行合作。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风险的政治结社，他们就不会这样思前想后，因为他们不用拿着金钱去冒险。但是，在参加这样的结社后不久，他们就会知道在这种结社应该遵守的秩序和行事方式，这样才能促使所有人迈向共同的目标。在这种政治社团里，他们需要学会让自己的意志服从全体的意志，使个人的行动配合集体的行动。不管是在一般结社，还是在政治结社，这些事情都是所有成员必须知道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结社就像一所免费的大学，任何公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学习结社的一般原理。

虽然政治结社对于一般结社的发展无法提供直接的帮助，但如果前者被查禁，后者也会因此受害。

如果公民很少有机会参加普通结社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这种普通结社很特殊，甚至有些另类，自然就不会去重视它们了。

但是，当公民在任何事情上有拥有结社自由的话，那们他们迟早会发现结社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因为结社是实现自己目的的通用方式甚至唯一的方式。无论有什么新的需求出现，人们就会立刻想到结社。于是，结社的技巧就成为我刚刚提到的基本知识。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它，而且还要应用它。

如果有些结社被查禁，而另外一些结社却仍被允许存在，则很难判断这些结社未来的命运。如果对此不确定，人们就会对一切结社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同时，社会上还会出现这样一种舆论：所有结社都是一种惹是生非甚至非法的活动。[4]

因此，在有些人看来，结社的精神在某些地方受到限制并不会影响它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要人们可以在一些事情上有机会共同行动，他们就会立刻抓住这种机会。显然，这种论述都是空想。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当公民们都具备结社的能力和习惯的时候，他们就会自愿地结合起来。然而，如果只允许他们可以在小事情上结社，不得在大事情上结社，那他们的热情和才干也会因此而消逝。如果你允许他们在商业上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联合，你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你让他们行使已经给予他们的权力，他们也会对此不屑一顾；你费尽心力去劝他们不要组织查禁的结社以后，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你无法说服他们去成立法律准许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