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来源[2]（第3/7页）

[3]在修订之前需要重读的注释。重要。

信仰的减弱在民主革命发生的时候要比民主制度已经确定时更为普遍和完整。

由于大量的信仰在那个时候被放弃，对于信仰的普遍信心也被动摇了。

通过信仰，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你没有时间去反躬自问，你接受信仰只是因为它被传递到了你身上，并且因为其他更为聪明的人表明信奉它，或者是因为大众追随它。

教条信仰对于人们（编者注：人们的）软弱来说是必要的支持。没有人的思想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编者注：还是证明？）所有的需要存在下去的真相。信仰并不是一种你用来塑造自己的工具，而是因为你缺乏时间去寻找更好的东西所用的工具。

你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身份条件的平等、民主等在本质上是与教条信仰相对立的，这是我在这一章节中必须面对、澄清、解释和在我思想中谨慎界定的最重要的思想。（YTC，CVj，1，第2页）

威廉·亨尼斯（《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政治研究报》第22期，1981年，第7—38页）指出托克维尔像卢梭多过像一个笛卡尔哲学的信徒，因为他承认教条信仰的必要性，并且他将人们的高贵显赫看作是自由情感与宗教情感的一致存在造就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反笛卡尔主义似乎反倒是受到帕斯卡影响的标志。就像《思想录》的作者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在存在于世界上的稍纵即逝的一生中，必须接受某种普遍思想，某种他无法通过自己证明或者发现的普遍思想，通过这些真相，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能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中被找到。如托克维尔1841年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中一样：“经验越来越教会我，这个世界的成功和辉煌存在于对于这些普遍和生成的观点进行选择，而不是能让你每天克服眼前小困难的认知技巧。”（《与凯尔戈莱的信件》，OC，XIII，2，第100页）

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不止一次证实了帕斯卡对托克维尔造成的影响［如在《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帕斯卡的影响）中，《欧美评论》3，26期（1965年），第133—135页］。请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马德里：阿利安萨，1989）；还有奥勒利安·克鲁特鲁的《围困下的自由主义》（马里兰州，拉纳姆：雷克星顿图书，2003年）。

[4]“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我只知道两种可以忍受的状况：教条信仰（也就是无知）或者是先进的知识，而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不是疑惑就是痛苦。”（YTC，CVa，第41页）

[5]［边上写着：贝卡利亚说，权威，社会是个人为了保持一种更为完整和确定的（无法辨认）享乐而留给大众处理的自由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哲学表示的是人们通过各自理性的努力而发现事物的行为。

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人不经思考就承认的东西。因此哲学和宗教天生就是敌人。人们无限倾向于智力的个人主义还是倾向于只拥有一般观念，最终变成智力的奴隶，这取决于哲学和宗教中的哪个能够在人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两种结果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好的。哲学是需要的，宗教也是需要的。

很明显民主社会的状况必须将哲学变成如我［无法辨认］占主导地位。

你必然无法躲避这样的事实，当你教条式地教导一个小孩或者成人一种学说时，你是在从他身体中夺走自由的部分，他是可以用这自由的部分来自己发现这种学说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将他置于了被奴役的位置。但是这种奴役对于你给他留下的自由的保存来说是必需的。因此贝卡利亚的巧妙定义再一次出现了。

［边上写着：当一个哲学观点在被一个人的个人理性发现后，通过以这个人的名字为权威传播开的时候，这样一个哲学体系是暂时地处在宗教的位置上的。

我想说的是更多的关于政治、科学、经济的学说也是如此的］

当人们不管以什么理由联合起来时，每个人都会放弃他的一部分联合团体能够使用的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在团体之外，每个人都会重新找回他的个人独立，并让思想和身体从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们会做出各种种类的联合。

他们会做出长久的联合，他们称之为社会；他们也会在获得期望利益的帮助下做出临时的联合。一个宗教（这个词在这里是常识上的意思）是一个你需要在其中永久放弃自由的联合团体。这种联合团体也是必需的。

如果人们必须依靠自己来证明……

这两种原则被以各种各样的比例放置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之中；这几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YTC，CVj，1，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