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5/19页）

尤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刘文辉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和投入。据说在当年的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而县政府破烂不堪，因为刘文辉有明令在先：“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西康所辖县府的办公房因年久失修，许多已有倒塌危险，县政府只好找来树桩撑着，而有的县长在忙完公务后，还要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国语，以示尊师重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省份，解放前夕的西康教育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考虑到西康的实际和刘文辉本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谅解他的某些苦楚和不得已，假使回到和平盛世，多宝道人真乃一不可多得之良吏也。

杨森治黔同样值得一说。过去杨森督理成都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成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你再怎么骂他是“蛮干将军”，成都最繁华街道建成了，体育健身推行了，缠足陋习废除了……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后，公开说：“我过去在川北，总共才有六县防区，还要抓紧时间搞建设，现在掌握了一省政权，更要大干一番了。”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贵州”的口号，并着重在公路电讯和文化教育方面做了拓展，应该说，这两条都牵住了贵州发展的牛鼻子。

按照杨森的要求，从区到县，从县到乡，都得修公路，通电话，并以此对县长进行政绩考核。杨森说到做到，挨个进行检查，有一次查到一座县里，县长叫苦不迭，说这公路我没法修。

杨森忙问究竟。原来公路要从一个人称晏二嫂的家田里通过，这晏二嫂系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的嫂子，威风得紧，也像刘周书那样是个“虎婆”，当地无人敢惹，她不仅几次拔掉修路的路标，还打了测量人员，修路工程因此停了下来。

杨森听后，大为生气：“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你怕这个女人干啥，顶多不过是打仗。要是晏玉琮敢派飞机来炸你，我就算他本事大！”

有了“蛮干将军”撑腰，县长鼓起勇气，第二天就派人把晏二嫂抓了起来，连晏玉琮派秘书来交涉也没用，最后还是由绅士出面讲情，担保“虎婆”不再捣乱，才予以释放。

第二年，晏玉琮回家乡，找到了这位县长。县长以为晏玉琮要上门寻衅，不免有些慌张，晏玉琮却说：“我这次回来不是和你算账，是要向你道谢的。过去我从贵阳回家要坐三天滑竿，现在通了公路，只坐半天汽车就到了，公路修得好！”

杨森治黔期间，全省公路有三分之一能通汽车，三分之二可通马车，电话通讯网络也得以构建起来。

文教中的体育还算是杨森的一个特长和爱好。反正不管到哪里，体育运动总是一定不能忽略的。杨森亲自设计加宽路道，指点安排体育场地的设施，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办一次全省运动会。

教育方面，杨森虽然不会像刘文辉那么“极端”，但也花了不少力气，基本上做到贵州的各个县都有中学，个别有条件的区和乡也建立了简易中学。

除此之外，杨森对文教界名人亦很推崇，想方设法请他们来贵州，这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画家关山月等人。杨森并不是单纯的附庸风雅，他对音乐书画都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经常自己买票听音乐会或购买画家的画作，以示对艺术家的支持。

杨森“建设新贵州”有个前提，那就是治安须稳定，否则一切白搭，什么都搞不成。过去杨森驻军贵州，就知道要这地方待得住，首先你得镇得住。

杨森常说的一句话是：“商人只晓得赚钱，政客靠的是一副肩膀抬两片嘴皮，没有实力，啥子都靠嘴说。我是军人，军人就是要抓实力。”

第二十军不在贵州，实力得靠自己去抓。杨森在湘北抗战时，平江长寿街的军火仓库属他管，后来撤退，也没忘记把剩余的枪支弹药藏好。如今他就把这批军火找出来，成立了两个保安团，又在各区各县设立保安队。全省保安人数加起来，比第二十军还多，维持治安足矣。

杨森在贵州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和当年建设成都一样，除非你不做事，要做事，总会“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修公路树电杆，自然要增工增税，由此就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怨言。

贵州省议会据此罗列出杨森“治黔劣迹”二十八条，并向上进行控告。迫于舆论压力，杨森继督黔三年后，终于离开贵州，调任重庆市长。

重返巴蜀政坛，杨森发现，这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铁三角”早已无形瓦解，而当初坚拒他入川的潘文华则是越混越差，差到都不敢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