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3/19页）

既然是真的乖了，蒋介石也就没必要再苦苦相逼。于是另发新令，任命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率部驻扎边区。

潘文华的境遇表明“铁三角”已成黯然之势，哥仨很快就要谁也顾不上谁了。

除了潘文华，“铁三角”中最让蒋介石痛恨和不满的，得数刘文辉。刘文辉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他与云南的龙云也建立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盟。

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昌，接着便给刘文辉发去一份电报，说：“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指刘文辉）政通人和，不胜欣羡。”

蒋介石行踪诡秘，令刘文辉大为紧张，不知道蒋介石下面要搞什么名堂。第二天深夜，他才从电台收到消息，得知隔壁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拿下。

龙云和蒋介石矛盾的激化，是从远征军汇集云南开始的。从那以后，这位云南的土皇帝便有如芒在刺之感，尽管蒋介石通过授予行营主任等办法，极尽笼络，但龙云仍制定出各种苛刻条件予以刁难：不准中央宪兵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军”调动时不得经过和驻扎市区……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冒充土匪，抢劫美军军械，以致于美军一气之下，拒绝再给远征军发放美械装备。

对龙云的飞扬跋扈，蒋介石自然切齿痛恨，然而抗战期间，出于与对待“铁三角”一样的顾虑，他无法出手。

就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重庆参政会上人们已经议论纷纷，都说云南特殊，龙云是土皇帝，拥兵自雄，事事擅专，战事一结束，就需解决这个问题。云南的与会代表也听到了这种议论，急忙写信告诫龙云注意收敛，唯龙云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

蒋介石到西昌，正是要就近指挥对龙云采取的奇袭行动。行动的结果是，龙云的警戒部队被缴械，龙云自己也被迫乘飞机前往重庆，担任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

据说龙云事后曾破口大骂，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

搞政治，究竟有几个不“流氓”的？龙云上台基本靠的也是这种手段，说起来谁也不见得比谁干净多少。刘文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蒋介石在指挥调度的紧张时刻，为什么还给他发那么一份语意颇有些奇怪的电报。

之前，刘文辉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都捉摸不透，龙云一下台，他全明白了。

蒋介石是在警告他：“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

刘文辉像被人拎到了冷水盆里，浑身冰凉，对蒋介石的“流氓手段”之高，他算是再一次领教了。

比之于龙云，刘文辉要有城府得多，晚上睡不着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驱龙事件”一出，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再乱说乱动。

要当心的地方还多得很，不久之后，连“铁三角”实际的核心潘文华也蔫掉了，如何摆布，任由他人，看得刘文辉心里凉飕飕的。

知道他是吓我，我还是被吓到了。陈诚提出，要将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缩成整编师，刘文辉半点折扣不敢打，就全部应承下来。

刘文辉后期能被称作多宝道人，并非浪得虚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这句话，对他的思维决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发现，蒋介石因为有共产党这个大敌，已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他们这些诸侯，“驱龙事件”重演的可能性很低，当然以蒋的实力，也不是绝对没可能，关键还要学会应付。

如何应付，说起来难，真正做起来其实一点不难，无非是虚与委蛇，软磨硬泡而已。

蒋介石多次传令，点名要刘文辉出兵参加内战，刘文辉也不明着硬顶，他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不能分散、无法抽调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予以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就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对方没脾气为止。自始至终，第二十四师一兵一卒也没有抽出去。

蒋介石拿刘文辉没有办法，便又想一策。张群奉命通过邓汉祥转告刘文辉：“丢掉军队耍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并给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

蒋介石也是计穷之下才出的烂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虽是一品京官，但和龙云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一样，都是好看好听却不中用的虚衔，哪有土皇帝过瘾，刘文辉又如何会上这个当。

他让邓汉祥回复张群：“把军队和地盘交出来，我很愿意，但是我在军政界任职多年，毫无成就，不仅灰心，而且惭愧，我决定回家当老百姓，不愿到中央去。”

“当老百姓”自然是假意，真情就是往地上一躺，我就是不去，你能拿我怎么着？

邓汉祥劝张群：“西康乃不毛之地，刘自乾（刘文辉）又力量有限，他还能作得起什么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