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第4/6页）

屹立中原一百七十年的北宋，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

徽宗、钦宗两代皇帝造的孽，到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国事如天，他们朝三暮四犹如儿戏；民意如沸，他们可以闭目塞听视若无物。亲小人、远贤臣，昏聩到极点。怎么能把自己的根基挖得更快就怎么玩。他们的“家天下”不亡，可能吗？

直到敌人的刀架到了脖子上，才想起来有个大忠臣李纲，这不是让天下人的心都寒透了！

可叹，笔者最近居然看到有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国内一份公开出版的历史杂志上信口开河，说北宋的灭亡、二帝的受辱，忠臣李纲要负主要责任！

一个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人，只因到了澳大利亚，就敢对着祖宗胡说八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到了极点。下面，就引一段他（或她）的谬论来看看，诸位也好开一开眼界——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

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载于四川《国家历史》2008年3 月上旬刊

面对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我很难相信他是否具备了评判历史的入门资格！

不知这位华人的“研究表明”所本为何？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汴京在第二次被围中不幸陷落，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位重要角色缺席——他就是被这位无畏先生称为“大蠢臣”的民族英雄李纲！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既膜拜过“决定论”的原理，又狠批过“英雄史观”，因此，人们印象中北宋的覆亡、汴京的陷落，都是由一些宏观原因所致。但是，经我本人的“研究表明”，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不见得是那么必然和无可逆转。

汴京此次陷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李纲！

由什么人来充任“城防司令”，在兵临城下之际，关乎存亡。汴京作为国都，如果扛住了金军的第二次围困，那么“北宋”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如果金军再次无功而返，那么汴京的第二次保卫战，就决不会演变成令我们千年不忘的“靖康耻”！历史对于这个合格的城防司令的要求，是既要有操守，也要有能力。

卖国的一派虽然下去了，但这次主持城防的宰相何栗也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前面说过，他虽主战，却是书生，在战局万分紧急之时，仍饮酒赋诗，以示闲暇。而负责国家军务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傅、任签书枢密院事曹辅，也都是一样。

金军攻城甚急，这几个书呆子也是干着急，孙傅忽然想起一位能击退金兵的神人来。

此人名叫郭京，是禁军龙卫兵的副都头。

孙傅是如何认得这人的呢？原来，有一日，孙傅翻阅丘浚的《感事诗》，内有一句是“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读后，不禁对三位仙家人物产生神往，就托殿帅王宗濋满京城找，结果，真的找到了郭京和另一位。

这个郭京是个胆比天大的主儿，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施“六甲法”，掷豆为兵，保证生擒金将宗望和宗翰，而且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

孙傅大喜，把他一层层向上引见。结果从何栗到钦宗，都对这位郭大仙深信不疑，马上封了成忠郎，赐金帛数万，让郭大仙自己募兵。招兵的条件无问老少、不问武功，只选年命合六甲者，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郭大仙还放出风来说：“攻城不急，此兵不出！”看样子，他是培养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

不过，这支神兵的主要构成部分，不少就是街头的混混儿，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朝中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唯有何栗、孙傅等自以为计。

这个郭京大仙的出现，是大宋的一个劫数，不久我们就可以看见。宋军在城里的将领范琼和姚仲友，还算是两员猛将，他们率领守军与敌厮杀，毫不退缩。

这又是一次大国命运的总决战，攻守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宋代的科技水平相当高，其弩、炮等装备堪称世界一流。以床子弩为例，下有木架，两翼各有机械转轮，上中下叠放三张强力弓弩。使用时，由数名大汉扳动转轮，以机械动力将三张弩一起拉开，瞬间同时放箭。其威力之大、发射之速，现代人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