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突破（第9/13页）

 

现在必须为蒋最头痛的红军动向和去向问题作出判断了，杨永泰、林蔚、贺国光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

 

三、先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蒋介石认为第一种可能对自己最为有利。红军进入粤境，逼得粤军拼命抵抗，将很难立足；红军、粤军两两相拼杀，蒋将坐收两利。

 

第二种可能令蒋最为担心。湘南地区即使对当地的湘军来说，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真空地带。红军入湘后一旦与贺龙部会合，便如漏网之鱼，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一轮耗时费力的“围剿”。

 

第三种可能蒋介石认为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但消耗大，红军担负不起。

 

第四种可能是老谋深算的杨永泰提出来的。他不但提出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且进一步提出要考虑红军而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杨永泰这番估算，对蒋家王朝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当初建议组建侍从室。但平素对他言听计从的蒋介石，偏偏这回不屑一顾：“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提出的可能，便被放在一边，不予考虑了。

 

蒋介石的追剿部署，则按照争取将红军压入粤桂、严防红军入湘与贺龙会合的战略意图实施。

 

而红军最初的战略意图，也是入湘与贺龙会合。

 

真是国共所见略同。

 

世间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奇异。红军认准的方向因为也被蒋介石也认准，全力防堵，便无法成为最终走向。

 

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是蒋介石，当时红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又正因为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成为了红军真正的走向。

 

十多年后，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从凄风苦雨的溪口飞往台湾的蒋介石，不知能否回想起当初杨永泰那番老谋深算的预见。

 

从蒋介石方面反证，红军长征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所以蒋介石手中即使有了叛逃的中革军委委员孔荷宠，有了为保住性命愿意讲出一切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也仍旧对红军形将采取的战略行动一无所知。

 

不利的一面，是同时也阻碍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理解。

 

直到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李汉魂师在延寿之役发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番号，几乎与此同时李默庵师占领瑞金，掳得的部分红军资料，蒋介石才最终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红军的突围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

 

第二，红军的突围方向不是南下，而是西进。

 

为时尚不算晚。委员长南昌行营像一台突然获得动力的机器，笨拙而迟缓地转动起来。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向行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每次挂电话的声音皆很重。行营上上下下极为紧张。

 

摔电话声音重，因为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机会。他怕稍纵即逝，要不遗余力抓住它。

 

此时红军已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正在向第三道封锁线逼近，进入湘粤桂边境地带。这正是利用粤军、桂军、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作战，利用湘桂边境的潇水、湘江之有利地障，围歼红军的大好时机。

 

他反复踱步中对部下反复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对南昌行营制订的中央军与湘、粤、桂军联合作战的湘江追堵计划，从出任的指挥官到动用的部队，蒋介石无不费尽心血。

 

首先是中央军方面参加追剿的统帅。

 

蒋介石点将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

 

对蒋来说，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中可谓首功。

 

陈诚却向蒋推荐薛岳。

 

其实薛、陈之间，并无多少交往。且薛岳资格老，与陈诚的恩师严重同辈。1927年北伐军向上海挺进之时，薛岳为第一师师长，严重为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不过是二十一师下面一个团长。

 

使陈、薛接近的，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空前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统帅中央军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但中路军出师不利。先有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被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伤被俘自杀；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后又有陈诚的发家部队第十一师在草台岗陷入红军一、三、五军团包围，遭歼灭性打击。师长肖乾负伤，残部撤至黄陂。三个主力师连遭灭顶之灾，蒋介石急得跺脚，说是“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陈诚也几乎被政敌没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责其“骄矜自擅，不遵意图”，给予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陈诚系统的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