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突破（第8/13页）

从内心深处，他最希望红军留在被围成铁桶一般的江西，等待覆灭。

1934年9月是蒋介石剿共以来最为轻松的一个月。他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7月25日，前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

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江西遂川之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开始突围西征。

蒋介石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得意扬扬地对部属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他认定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了。

9月2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严令各路将领，于12月中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肃清江西红军。

9月4日，蒋介石电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从速绵密构成碉堡线，坚密守备，以防红军向西突围。

这一时期，蒋介石周围可谓捷报频传。

9月11日，北路军薛岳部之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以堡垒推进之法，向兴国和古龙岗地区发动进攻。

9月中旬，北路军樊崧甫部，从广昌驿前南下攻占小松后，向石城发动进攻。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部第三、九、三十六、八十三师，汤恩伯部第十师和刘和鼎部第八十五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会攻松毛岭。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激战数天后撤退至汀州、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形势更加险恶。

面对定局，蒋介石把“围剿”之事委托部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

他在察哈尔向宋哲元表示信任，在北平与莫德惠、马占山握手，在归绥接见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时双方都屏退左右，在西安拍杨虎城、马鸿逵的肩膀。

得意潇洒之中却突然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突过信丰江。

蒋介石急忙赶回南昌。此时红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向南突进的举动，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需要作出迅速判断。

难为了刚从华北归来的蒋介石，空中侦察红军动向，也未提供满意的情况。

10月23日，蒋介石给各路总指挥发电，“该匪此次南犯，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问总指挥们，也是问他自己，叫大家跟他一起思考。

10月25日，蒋以南昌行营名义再发电：“查匪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

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红军南窜是否是主力？是否动用了全力？这是蒋估算红军动向的两大疑点。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给他印象太深了，他不敢再次上当。

蒋介石把身边的智囊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中，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部第二厅厅长林蔚值得一提。

1934年3月蒋介石创设侍从室，就是杨永泰的主意。这是他对蒋家王朝的重大贡献。杨永泰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与各派政治人物如黄兴、段祺瑞、陈独秀、邹鲁等都有不薄的交往。年轻时考中秀才，即逢科举报废；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又与人组织民宪党；拥护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并当了南方政府的财政厅长，又接受北方政府委任，就任雷州安抚使伪职；先因提倡共和，被袁世凯明令停止议员职务，后因为北洋军阀张目，被孙中山通令缉拿……多年来杨永泰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鱼，穿梭沉浮于政波宦海，硬是在其中熬练出一双敏感的火眼金睛。蒋介石专门把他请来，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

林蔚，参谋部第二厅厅长，具有扎实的军事学及参谋理论功底。早年是孙传芳的部下。平日深含不露，工于谋人，善于度势。统治集团内部皆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事，林蔚长期处于这种地位，毫无怨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编遣战败的西北军，他提出“高官少兵”原则，即对归降的西北军将领官可以给得很大，兵却编得很少。蒋介石采纳后，顺利平安地解决了西北军部队，深得蒋赞许。他是蒋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帮手。

贺国光，行营参谋长。北伐前就职于吴佩孚鄂军系列。投靠蒋介石后便交出军权，宣布不再带兵，以做蒋幕僚高参为职业。1928年北伐中，向蒋介石提出“切忌顿兵坚城”的建议，云“我军每城必攻，则将耗费时间，徒增伤亡”；“凡非战略要地，切忌顿兵坚城，不如留置一部监视，大军仍然绕道前进”。蒋按其建议使北伐军绕过敌军坚守的临沂、泰安等城，直取济南获得成功。“围剿”江西红军中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方针，也是出于贺国光的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