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3/4页）

我给你留出时间，劝你也不要着急做出最后决定。你如果决定了永远结束这一段插曲，就请告诉我。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即可能的法律后果——它们本不一定会发生，我甚至希望这只是我的多虑，但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你们在最初相互通信时，要让我知道，以免由于操之过急或考虑不周，留下可能对你不利的文字。既然你来我这里度周末，我们会有机会讨论此事。眼下平和一些，不可粗暴地对待伊娜。她的处境也不见得很好。但你要慎重，甚至不要提到婚嫁二字。如果你草率行事，你会发现，凭你现在的观念和想法，你完全无力应付周围的势力。

因此，请你体谅我的一番用心，父之于子，大抵会如此的。

爱你的父亲

1965年4月6日于林茨

又及：对周围的人，只说你的“客人”已经离开，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去了。除此之外，再不必多言。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儿女们都感觉他们在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

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同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想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时，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导致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