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2/4页）

我逐渐明白，必须改变提问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经验，我会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作“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我甚至许诺可以通过采访来洗刷他们父辈受到的指控。

这样，本书便包含了对各色人等的采访，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们的父母，有人仍然崇拜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杀人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寻常百姓。我没有费力去为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分类，更没有按照他们的态度去评判他们。这些事情要留给专家去做。我无意自称书中的汇编是科学抽样调查的结果。它不过是杂糅了当今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断。在我采访的四十个人中，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行为反应各异。然而，尽管反应有种种不同，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能感受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惶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

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时说道：“一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

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信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儿子是奥地利青年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犹太姑娘。

亲爱的赫维格：

我今天写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将要返回法兰克福。此后的几天，你不会很轻松。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同样令我牵挂，我不但用我的心而且用我清醒的头脑来判断你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乃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你会感到安心一些。我要你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同她分手，但言辞不妨含混些。告诉她，你会写一封信给她。将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所有问题、约定等，推迟到日后解决，将所有事情搁置下来。我的这个建议，乃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就事情本身而言，有些问题我们两人应当坦率地谈一谈。

伊娜和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论、批评、建议、比较……你母亲和我都认为，伊娜的很多缺点，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克服。我们还知道，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妨拿来讨论一番，你也听听我们的劝告。但伊娜的出身问题，却平添了一个致命的因素。今天，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全然不似当年。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确实很令人遗憾。伊娜对此没有责任。而讲到伊娜，这个问题必须巧妙地加以处理，最好暂时提也不提，除非伊娜强迫我们改变看法和态度。出于同情心，我同意礼貌地接待伊娜。星期五，我还很可能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你应当从中感受到我的客观态度。第二，你做出你的决定，我也做出我的决定，而我的决定就是，伊娜离开后，我的大门将永远向她关闭。

这封干巴巴的信或许有些粗暴，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另一个原因则与你有关：我知道从长远来说，尽管你有良好的意愿，却仍然难以承受那种势必摧心裂肺的负担。或许在你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对你持有保留或偏见，但或许你会疑神疑鬼。作为父亲，我绝对有责任提醒你注意事情的后果，明白地告诉你将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家族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讲明这一点，即使它听起来也许刺耳，或者确实就是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