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

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

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到两种接触纳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种更为可行。我是应当与那些尽人皆知的纳粹分子的后人交往，还是应当四处打探纳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种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条线索引发另一条线索，时隔不久，我已当面或通过电话同二十五名男女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父亲都可谓是纳粹时期的头面人物。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这些拒绝同我谈话的人中，有赫尔曼·戈林的女儿，虽然我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关于她的专访。并非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会出现在我的书中。我希望我的书同时涉及纳粹的显要人物和普通追随者。只注意纳粹要人的子女会使本书别有一种意味，而这正是我力图避免的。毕竟，第三帝国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铁路职工、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我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子女：他们如何成长，知道些什么，问过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带着这些秘密生活的。

就下层纳粹分子而言，我依赖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线索了解他们。如此一来，我与一些自愿承认其父母是纳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要采访的是纳粹子女，而非行凶作恶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我只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否把父母当作纳粹分子看待。我没有同他们任何人的父母谈过话。评价父母最重要的标准是儿女的看法。

本书无意裁断以往种种暴行的轻重。有的纳粹分子，要对千百人的死亡负责，有的只不过是一名小镇镇长，仅仅是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关进监狱。对前者的子女，我并不一定就更感兴趣。

我在最初接触一些名声不大的纳粹分子的子女时，曾经犯下一些大错。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挑剔的态度，因此将我拒之门外。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你的父亲是不是著名的党卫队军官？”或“你不是一个纳粹要人的儿子吗？”，等等，却让许多人改变了主意，不愿再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