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4/4页）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