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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们是奴隶，对吗？”大卫问道。

“有些家庭以前是奴隶……但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和现在无关，现在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上海了，而且，在这里，你们三人拥有了你们的自由。”他的目光落在了大卫、马吉特和里奥身上，里奥现在已经是个五岁的小男孩了，看上去，他有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静。“所以，请你们来和我们一起度过感恩节吧！”

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一家都来了。当他们上了楼，走进惠子家的公寓时，他们都惊呆了。餐桌上，摆着惠子做的菜，餐桌正中是一只香气扑鼻的烤鸡，在中国，这已经最接近于烤火鸡了。不过，大卫一家吃惊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桌子的食物，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巨大的窗子。那天，主人把窗帘都拉开了，窗外是万家灯火。这种景象，对于在小房间里待了好几年的大卫一家来说，简直是星光耀眼的仙境一般。他们站在那里看了半天，兴奋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个不停。看见他们这样，托马斯很欣慰。

他和大卫在一起度过了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在心里，他早已经把这个维也纳人视为自己的兄弟了。他依然时时为他们一家人的安危而担忧，虽然到目前为止，日本人对犹太难民的管制很有限，仅仅是只允许他们住在虹口区，现在，这个区的犹太人人口估计已经达到了两万五千人。纳粹曾经设法阻止犹太人进入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可是没有多少人响应。曾经有部分雅利安人停止赞助雇佣了犹太人的公司，可是他们的退出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在上海，犹太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挺好。然而，他们在欧洲的亲人却杳无音信，写去的家信也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托马斯知道，如果柏林的手臂能伸到上海的话，他们也会对这里的犹太人下狠手的。

可是，托马斯现在还有更直接的担心，那是安雅给他的警告。

前一天晚上，他从大华酒店（Majestic hotel）出来，安雅已经在门口等他了。“安雅？”他吃惊地叫道，他已经两年没见到过她了。

“老朋友，我们边走边说吧，别大惊小怪的。”安雅压低了声音，把她听到的向他转述了一番。

“可你不知道日本人要做啥？”

“不知道，只知道美国人会有麻烦。”

“我能看出有些事情在酝酿，我们都能看得出，可是没有人能洞悉未来。”

“这么说来，你应该离开这里了。”

“我也想啊，”托马斯握住了安雅的手，很自然的动作，过去的感觉立刻又回来了，“可是我不能，我没有路费。而且，我的朋友也没有路费，我也不能撇下他们。”其实，他在等待宋玉花，可是他没说，现在还不能说。

“我懂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在下一个路口，她就告别了，好像和他一起走这一段路只是一次偶尔的相遇。

他还记得，他往前走了几步，从过马路的行人中穿过之后，才发现安雅已经不在身边了。现在，在感恩节晚宴之前，站在这扇窗前看着小巷人家的点点灯火，他心里对安雅也充满了感激。因为她冒着风险来警告他，虽然他也不能做出什么应对的行动。

餐桌都摆好后，他们都团团坐好，手拉手做了一个餐前祈祷，然后开开心心地传着菜肴开始吃起来了。

除了烤鸡，惠子还端上了晶莹的蒸米饭、味噌茄子、韩式辣白菜、煎鱼。吃完饭后，大卫取出他的烟斗，把烟丝塞进去，点上抽了一口。阿隆佐抱着吉他，弹起了十二音节蓝调旋律，那是发自胸臆的、完全无意识的曲调。托马斯舒服地后仰，靠在椅背上，静静地听着，感激在这一切之上，还有音乐的美好。阿隆佐和他眼神交汇，给了他一个微笑，那是属于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一切都坦然接受，一个微笑照亮了这么多年来一同走过的路，一个微笑传递着对今后的祝福：不用担心，生活自有安排，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老。

欧内斯特打开他的乐器盒，他的那把次中音萨克斯，躺在陈旧磨损的天鹅绒上，他取出来，将簧片含在嘴里，湿润着它。继而，他开始吹奏，他的声音升到了阿隆佐的曲调之上，嘶鸣、呜咽，仿佛在抱怨着吉他的调子。最后，查尔斯拿出了他的中音萨克斯，也加入了合奏。他先是跟随着他的兄弟，形成了他们经典的三重奏，接着，贝斯的声音渐渐隐退，只剩下兄弟俩最拿手的演奏形式，两支不同音高的吉他一问一答，相互呼应。

这一刻，每个人都停了下来，里奥趴在妈妈的怀里，托马斯闭目靠在椅子上，惠子放下了手中的活。这一刻，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不存在种族和国家的区别，大家都在静静地聆听着这支蓝调。而上海，本身就是一支纷繁驳杂的即兴曲，就像这循环往复的十二音节蓝调，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没有尽头，诉说着生活中的一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