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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她回答道。这么快就要离开,虽然他极力想隐藏起他心中的痛,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更加紧紧地抱住了他。他们躺在床上,手臂和大腿紧紧缠绕着,他们都知道,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在一起的正确方式。

“上哪里方便?”她轻声低语道。

“啊,对不起,我这里没有解手的地方。我都是上小巷里的公厕的。”

“你得下楼,经过他们的房间?”

“不,其实,我是上楼,从屋顶上过去。”他用下巴点了点天窗,“可你就不能那样。”

“我当然也可以,我们走吧。”她站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又低声说:“一会儿我们还要回来的。”

他笑了,他也不想离开这间小屋。

可是,当他们出去后,清晨的凉风扑面而来,她改变了主意。“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再回去吧,我记得这里附近有个不错的小笼包店。”

“可我没有钱。”他轻声说道。

宋玉花看着他,从头看到脚,心里想着原来如此。他们在一起,还是那么好,可她确实注意到他很瘦,瘦得连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跑。“我给你买早饭。”

他感激地跟上了她的脚步,“你怎么会有钱?杜月笙几乎没给你留什么。他们会付你钱吗?我是说共产党。”

“不,我为他们工作,他们给我提供吃住。而且,我也继承了一点遗产。”她很高兴他陷入了沉默,没有再问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继承,虽然大太太现在还活着。他们站到了一个生煎包摊子前,师傅正打开一只巨大平底锅的盖子,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包子,包子的底部铺了些许芝麻,煎得焦脆喷香,和着馅子的肉香,扑鼻而来。“你喜欢生煎包吗?”宋玉花问他。

“我很喜欢的。”他说,她当场买了两只,他谢了她。“不要谢。”看到他这么饿,她心痛死了,很后悔没有把那些钻石拿出来,至少,拿出一颗换成钱,他就不用受这些罪了。

可是,只要她还是党的一员,那些钻石就会好好地躺在石墙缝里。那天,当她和乔伊一同离开的时候,她几乎想去取出它们,然后永远地和挣扎奋斗说声再见,可是,她还是觉得时机未到。

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时,他拥紧了她,她心里涌上一阵忧伤,她知道,是说告别的时候了。

“我知道,你很忠诚。”他轻轻地把她前额的头发往后拂去,“这也是我爱你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不结婚,然后带上我一起去呢?我知道,他们那里不需要钢琴家,可是我有力气,那里一定有我可以干的事儿的。”

“你是外国人。”她说。

“可我不是来自于剥削阶级啊,你知道的。”

“不,”她说,“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所有和外国有关的,政治、文化、学问。”

“学问?”他挑了挑眉毛。

“他们欢迎医生和工程师的来访,只要他们持有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些来访者也待不久,几乎一个都留不下来。而且,他们反对党员和外国人结婚。”她夸张了一点,其实,和外国人结婚是允许的,可是,这样一来,几乎意味着所有的大门都向她关上了,那么,进一步向前也就更难了。

“你是说,我不可能和你一起在那里生活?”

“那样对你不安全。”

“你的意思是对你吧,”他顶了一句,她心里黯然,“那样会引起对你的怀疑吧。”

“是这样的。”她郁闷地说。

“那这算是怎样的一种体制啊?”他愤愤然地叫了起来:“因为是不同的人,就该被排斥吗?”

“这是现实,”她在竭力维护,“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看看日本人都对我们做了什么吧。”

“可美国人没有做那样的事啊!”

“但是,美国人也没有对我们伸出援手,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袖手旁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成为日本人的口中肉。”

他改变了策略:“宋,你自己也是受西方教育的,如果我在那里不安全的话,那你怎么会安全呢?”

“你说的有道理。”她表示同意,可是,她的让步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

她走了以后,他迅速地消沉了下去,她给他留了一些钱,但他还是每天只吃黄家烧的那顿饭。四月,在一次面试中,他又遇到了尤金.希尔曼,他说起自己很缺钱,于是,尤金就带他去见一个姓鲍的中国人。这位鲍先生想找个美国人,帮他做点事,但这事儿和音乐无关。

“我经营着一份报纸。”鲍先生喝了一口茶,解释道。他是在自己家里见了他们两人,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公寓。“是《上海每日时报》,你听说过吗?”

“当然。”托马斯和尤金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里暗暗惊诧,这份报纸他们当然知道,里面的招聘广告是他们一直跟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