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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中国的北方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形成了日占区、白区、红色根据地以及军阀割据并存的局面。红色根据地是在延安,陕西省的北面,那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浑浊的黄河水,滔滔缓流,切割出了黄土高坡上的沟沟壑壑,可是,在宋玉花的心目中,那里是金子堆出来一般的宝地。

即使身为一个党员,宋玉花还是不能直接奔向延安。她要先到西安,西安属于白区,还是蒋介石的地盘,但是对于任何想进入延安的左翼人士来说,这里是一个中转站。宋玉花孤身一人来到这里,身上没有可证明她身份的书面介绍信,她知道,在被接受之前,她有可能需要在八路军联络处停留数周,接受审查。北方的组织非常严密,那里是军事中心,不同于上海,上海的组织其实不过是宣传机构。直到现在,她才想到,也许在她出来之前,应该接受陈鑫的建议,请他写信介绍自己的身份。

的士从驳杂错落的建筑群前面驶过,她叫司机不要停,因为她看见了前方有一个庙,在连成一片的低矮院落中非常显眼。“去那里。”她对司机说,一只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缝在衣服里面的一个小包,那里有二十七颗钻石,她一路从上海带了出来,这些贵重的石头,成了她的一个负担,她不想带着它们去找八路军。

关于这些石头,她对谁也没说起过,但是最让她心里不安的是,她瞒过了托马斯,不过,那也只是现在。她知道,会有一天,她会拿出这个小包包给他看。可眼下,她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

到了庙前,她拿上行李,下了车。寒风中,她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小街上慢慢地走着,路两旁,是沿街院落的外墙,光秃秃的毫无特征。附近也没有类似公园这样的地方,她或者可以把小布袋藏到岩石下面。

她走进了庙里,对着佛像,双手合十,心里在思忖着。庙里没有别的香客,一个穿着烟灰粗棉长袍的光头僧人在一边看着她,她往一个瓷罐里投了几个铜板,和尚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喜色。她取过一炷香,点上,跪在蒲团上拜了下去,她需要一个答案。

“女施主,”待她立起身来,僧人上前,浅浅一揖,“你看上去面有倦容,如若需要地方休息,那边有个小房间,请随意。”说着,他微微一点头,离开了。

她感激地道了谢,庙里很冷,但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寒冬的朔风。她走向了大殿一侧的小耳房,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蒲团供香客打坐歇息。从一扇很小的窗子望出去,是杂草丛生的后院。她看到,草地上立着好几个石碑,显得后院拥挤逼仄,这些石碑看上去很古老,上面刻满了字,字迹已经斑驳。她心里默默数了数,共有十来块石碑,石碑群的中间,是一棵枝干扭曲多瘤的老树,老树的枝丫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二月的寒冷中肃杀着。小院的围墙很高,挡住了外面的视线。这里,会是她的避风港吗?如果她想退缩,这里的门会向她打开吗?她不想彻底跨过八路军的那道门槛,除非能留出一条退路,让她能够回到托马斯的身边。她出去绕到后院,在斑驳的墙面上寻找松动的砖块。

半个小时后,她回到了街上,一身轻松。她终于卸下了负担,那个装着几颗冰冷的石头的小布包,藏在贴身的衣衫里,烫得仿佛能灼出一个洞。这个小布包终于有了去处,她感到自由,轻快。现在,和任何一位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样,她也能够毫无负担地迈着轻松的步履,走进八路军联络处了。

当她走进联络处的时候,她以为时光倒流了。这里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小间,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发白的宣纸,外面的阳光,经过过滤,照进房间里,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乳白。一张粗鄙的木头桌上,有一部手摇式电话,使它有别于普通的民居。房间里还有几个人,都穿着肥大的裤子,上衣也同样是松松垮垮的,腰间都系了一根宽宽的皮带。

她自己穿着一条简洁的长裙,低帮靴子,外面套了一件御寒的棉衣。就这一身衣服,还是她精心挑选过的,尽量显得朴实无华,是她心目中无产阶级的模样。可是,她往那儿一站,还是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富贵之气,引得别人都朝她看。

在那张木头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身材敦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一顶帽子一样扣在头上,她递给宋玉花一张表格,让她填写。宋玉花伸手取过一支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一落笔,劣质的笔尖就把薄得透明的表格扎出一个洞。她扫视了一下表格,小心翼翼地填写起来。表格的内容很简单,她很快就填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以及宣誓加入上海分部的过程。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可以填写其他内容,她就在表格下方的空白处说明了一下自己的英语特长,然后交还给那个老女人。那个女人面无表情地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然后点点头表示收下了她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