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第13/15页）

短暂地出过风头之后，美龄离开了位于卡洛玛拉路的那栋房子，于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雷西广场一栋豪华公寓里住了下来。这栋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专门给她买的，以便她在曼哈顿有个落脚的地方。美龄曾因患胆结石开过刀，现在她已经69岁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因此，她每次来美国，不是为了参加葬礼，就是来进行治疗。数十年来，她一直被列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女性”之一，直到1967年亨利·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在浴室中去世才结束。第二年，美龄被确诊得了癌症，并于1970年飞到纽约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不久又匆忙赶来做了第二次乳房切除术。

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关美龄的新闻已经从头版转到了社会版，再后来又被塞到了食品版。

媒体上有关美龄的最后一点儿浪花是在1975年4月5日委员长去世时溅起的。三周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主席”。美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她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那时她已经78岁，疾病缠身。她隐居在位于曼哈顿东35英里的长岛拉廷镇孔令侃的豪宅里，只有保镖和医生可以进入这片禁区。她只离开过这个地方一次，那次她用了一个假名，到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0天的体检，顺便还参观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到1983年3月28日时，她已经86岁了，在拉廷镇已经隐居了将近10年。人们听说她还活着，都感到惊讶不已。

宋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最后的胜利正向她悄悄走来。

1949年10月1日，孙夫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数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紫禁城前那宽阔的大道上走过，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庆龄就站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57岁了。

正如庆龄经常强调的那样，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就被孙文的魅力迷住，因为他思维开阔，具有“世界视野”。

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孙文有幸在善恶泾渭分明的时代离开人世，庆龄却一个人孤独地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则在一次次的折磨、“清洗”和暗杀中离她而去。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国民政府，惨遭折磨之后被处死了，她最后一个亲密朋友也跟她永别了。

她可以冒险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她激励那个时代的人们起而斗争，但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又无力保护他们。她本来可以流亡到像巴黎之类的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了此一生，但她没有那么做。

她喜欢孩子，喜欢美好的事物，还喜欢跳舞。她讲话机智幽默，也喜欢热闹。她喜欢参加宴请聚会，也喜欢跟朋友们嬉笑打闹。她爱抽“熊猫牌”香烟，喜欢看电影和戏剧。（即使在条件简朴的北京，在其住处仍然有一间特批的放映室，她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电影。）

她善于抓住时机，经常让她的对手们防不胜防。她用一个智慧女人具有的游击战术长期跟蒋介石周旋。

战争期间，她一直在重庆，并没有被软禁。不过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中国人担心因与她接触而被捕，西方人则把她视为“共产党人”。为了救治伤员，她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比赛来进行募捐，然而却为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把募集来的捐款都给了“解放区”。她之所以把精力都集中在解放区，是因为除了豫湘桂会战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外，国统区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战争。根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报告，每当庆龄组织足球比赛，蒋介石的特务们就会警告球迷们不要参加。由于担心被捕，这些人也不敢为庆龄的球队鼓掌喝彩。

1945年8月，庆龄与子文一起去了莫斯科，并于当月14日缔结了中苏同盟。除了去中国香港之外，这是自1931年以来她第一次离开中国。

“二战”结束后，她回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重新拾起因战争而基本中断的革命政治工作。她再次拿起笔来谴责蒋介石，谴责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但这一次西方媒体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让人难堪的名人的亲属。

1946年7月23日上海电：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昨天讲到，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反动派”正在酝酿让苏联和美国因中国内政事务而发动一场战争。

对中国政治保持了两年的沉默之后，在抨击其妹夫蒋介石的政府时，孙文的遗孀——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其中之一指出，美国向中国派出军队对和平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她指出，如果美国不给（国共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弹药和军事支持，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