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少离家（第11/15页）

查理对这位个子消瘦、双腿细长的青春洋溢的女孩埃拉·卡尔特别上心。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是朱利安·卡尔的堂兄弟，在三一学院教希腊语和德语，家境不太富裕。这个中国孩子跟卡尔夫妇交上了朋友，他经常跑到卡尔教授家里听埃拉·卡尔弹钢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毫无疑问，查理在三一学院的学习生涯是突然之间结束的。这都是因为在那些漫长而又温暖的下午，在从榆树枝头吹来的熏风的吹拂下，查理没有禁得住诱惑，与埃拉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从他给戈登的信中可以确定，暑假结束后，查理还准备在三一学院继续上学，因为他在信中督促戈登“能回来就抓紧回来”。查理许诺，如果戈登回来，他俩将一起“做点儿事情”。

夏天刚过了一半，埃拉的母亲突然把查理从她家里赶了出去，并不许他再去她家。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分析她当时突然打破的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并通过卡尔夫人反应的激烈程度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经过一番匆忙的安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查理发现自己变成了位于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一名学生。

监理会教堂针对此事对外界做出的解释，虚伪得恰如其分。这从罗利[12]的《新闻与观察员》中引用的教会有关宋氏家族传奇论述的摘要便可略知一二：

克雷文博士曾就查理今后的传教生涯与之进行过多次长谈，并把此事提交给布道团理事会讨论。理事会成员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堡大学可以得到更大的提高。在那里，他在继续学业的同时，还可加深与纳什维尔布道团理事会成员及归国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培训。

随后，文章以一种更加欲盖弥彰的语气继续写道：

虽然此举会让他加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答应离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查理还是与克雷文夫妇详尽地讨论了具体细节。

在他们设想的查理职业生涯的定位方面，这些监理会信徒们开始表现出双重标准。对查理来说，在梦幻般的传教事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无疑是恰当的。如果他愿意回到中国传播监理会的福音，帮助走了4 000年歪路的中国步入正道，那么他的赞助者们也愿意在缩减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资助他接受教育，并提供尚能满足温饱的衣食。如此一来，双方都是皆大欢喜。查理是可以给他们装饰门面的“天朝人”，但这个中国人和他们的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在一定的界限之内。

在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查理显得郁郁寡欢。他送给克雷文太太一件告别礼物——他亲手编织的最后一张吊床。后来，克雷文对朋友们吐露：给她告别礼物的时候，查理还精心准备了一番告别的话，随后便控制不住，抱着她大哭起来。

在威尔明顿，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这段丑闻式小插曲的另一种说法。第五街监理会教堂的会众们多年以后还私下盛传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被朱利安·卡尔当场逮到查理“与他女儿在一起”，查理还与朱利安·卡尔发生了冲突。伊丽莎·卡尔和埃拉·卡尔这两个名字确实很像，不过当时朱利安·卡尔的女儿只有5岁。虽然如此，至少他们还没有把姓氏弄错。

刚乘火车来到纳什维尔，查理便精心打扮一番去了一家照相馆。在那里，他照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通过朋友转寄给了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这张照片仍然是已至垂暮之年的埃拉·卡尔珍藏的心爱之物，不过那时她的身份早已变成住在海波因特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从那之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一直缠绕着查理。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一些监理会元老将其斥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大骗子、一个吃白食的家伙。如果说大部分人对查理还不错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就是专爱吹毛求疵的家伙。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代理院长就是一位不那么善良的人：

松（查理）于1882—1885年在此上学。他是个冒失粗心的小家伙，充满活力，也很有趣，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我们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布道工作了。事实上，他回中国后很快就办实业去了。在那期间，他与一位肯定比他强的女士结了婚。

这就是代理院长乔治·B.温顿博士对他的评价，这种评价代表了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些教会高层人士对查理的一致看法。

查理在范德堡大学的同班同学约翰·C.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则要温和得多：

起初大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松（查理）。大家只把他当成一个奇怪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中国人而已，但他还是慢慢发生了改变。他头脑聪明，努力学习如何准确流畅地使用英语。言行举止间经常能显示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的本性。大家都开始喜欢他，带他参加校园里的各种社交活动。他的字精致如雕版，笔触细腻，花体字绚丽花哨，同学们经常找他代写卡片。虽然对英语语言知识的缺乏使他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总能认真预习，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四年级时以优异成绩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