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帷幕拉开

如今的上海不再弥漫着从前那种神秘的东方气息。我本来满怀期待，想好好感受从前的氛围，但现实让我震惊不已。驱车从南京路出发，首先要路过旧时英租界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然后再穿过几条马路，两边满是树冠高大的法国梧桐，繁茂的枝叶形成长长的甬道，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落在路面上；最后来到两边树木交叉成拱顶的霞飞路。霞飞路位于以前的法租界中心区，现在称为淮海中路。我乘坐的那辆由上海某个人民工厂（这种工厂现在已遍布整个上海）制造出来的小轿车，最终在一小栋砖体别墅前停了下来。别墅前面的木门十分高大，从旁边门牌上的汉字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之后，大门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缝，一个满面倦容的年轻人从里面探出头来。这是一位解放军士兵，身穿佩有鲜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装。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大胡子圆眼睛的外国人，他脸上茫然的神色立刻一扫而光。20年战争培养出的战斗精神立刻显露出来，他此时已是充满警惕。

“是的，”他用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轻声细语不太情愿地说道，“宋庆龄副主席曾在这里住过。”这一点门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不允许我进去，因为这栋别墅里目前住着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别墅里建造的人工园林精巧雅致，我仿佛能听到以前的人们玩棒球时的击打声，以及1920年曾在这里住过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孙逸仙博士的笑声。我向这个士兵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做全面细致的参观，只到里面随便转转。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手，摆出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是老年人每天早晨在外滩打太极拳时经常出现的。

失望之余，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试图看一看院子里印象中的那些花草树木、整洁的山墙和能够旋转的窗户，听一听透过树叶从后院住所传来的佣人们的说话声。那个士兵抬高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所寻找的是已消失了的半个世纪前的景物，这一点即便说出来他也不会明白。

除了故事开始的这个地方，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拥有668家妓院、被喻为“罪恶渊薮”的旧上海，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大班[1]们曾在旧时的英国俱乐部，也是著名的酒吧Long Bar（长吧）里面饮酒品茗。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曾把里面的长腿桌椅锯短，供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使用。而现在，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所商船船员疗养院。

一天晚上，我出去寻找这个城市那些昔日的幽灵。当然，他们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他们还阴魂不散的话，那也只能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城区才能找到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上城墙围着的那片地方，四周出奇地静谧。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半个世纪之前，要想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大街小巷一度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时不时还能听到有人大声地清嗓吐痰。乞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道路两边的阴沟里，像一只只受伤的蜘蛛猴。那时候只需不多的“现金”，就能找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玩上个把小时，或者雇凶用剜肉尖刀将某个人肩膀的大筋挑断，让他一辈子再也举不起任何东西。

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2]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 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