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游行集会作为统治手段（第2/3页）

意大利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庆典传统根深蒂固，法西斯党徒非常烦恼。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时候到了，我们该停止这些仪式、聚会和庆典。”他说，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一年后他正式下令，庆典、游行、嘉年华、纪念日、传统节日、演讲等活动一概禁止，当然与他有关的活动还可以进行。[50]显然这些禁令不是完全有用，法西斯党的秘书阿希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只好在1932年进一步禁止晚宴上的综艺秀以及跨年派对。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人们还因此冷落了法西斯规定的年终纪念日（每年的10月29日）。斯特拉奇的论调与十七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一样，他警告参加宴会的人，绝不可利用大众集会来放松，甚至在聚会后跳舞助兴——法西斯集会绝不会有舞蹈。[51]民众还是可以跳传统舞蹈，但只能在清醒状态下，在“健康”、“充满法西斯象征”的场合进行。[52]《法西斯青年报》提到：“举例来说，罗马人庆祝葡萄酒丰收时，绝不允许当中有野蛮人的活动。他们在欢喜庆祝丰收时，绝不会让色情、放纵的行为污染活动。”[53]

墨索里尼虚情假意地说，官方大型集会以外的庆典会耗费众人太多时间，让民众太劳累。[54]忠心的法西斯党员也感到疑惑，国家举办的集会活动不好吗？为什么民众还需要其他的庆典？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夸大自己的成就，认为他们的大型集会产生的心理效果，并不亚于神明显灵。理论上，每个观众都应该全然地失去自我，沉醉在更大的共同体中，也就是国家。在意大利，法西斯领导者希望将所有民众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法西斯的话来说，就是聚成一个同质的实体，而不只是个人的大集合。[55]希特勒也清楚表示，一定要将大众结合成单一组织，这样的转变对个人是非常有益的：“个人不再有任何专属的空间与权利……个人小确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国家社会党的聚会中，讲者和听众融为一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56]

独裁者宣称大型集会能带来喜悦，不过他们却不让观众和游行者跟随自己的脉搏舞动。集会现场到处都是警察，活动只是照本宣科的流程，参加者都不是自愿的。诺特海姆（Northeim）的纳粹官员强硬地表示：“任何公民都不准待在家里。”[57]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指出："1934年参加纽伦堡大会的党员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名单几个月前就确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号，搭乘的卡车、座位也都指定好了。纽伦堡周边的城市有一个大帐篷，每个人行军床的位置也指定好了。9月4日的典礼开始前，数千名党员不断排练，务求完美演出。”[58]纳粹上台之前的劳动节庆典，群众很容易失序，“四处游荡、唱歌演讲”，但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劳动节活动，“劳工们像在工厂里那样守纪律，自动排成队伍、行列、方阵，听从指挥号令，留意分格线的范围：一、二、三、四……”。[59]在意大利，“活动过程中，秩序与时间最为要紧，并依照墨索里尼抵达与离开火车站的时间详加规划”。[60]连观众的服装都有规定，绝不能穿得像去参加嘉年华一样，男人最好穿着代表法西斯的黑色衬衫。法西斯干部还下令，“典礼要简朴，气氛要严肃，绝不可以有铺张的宴会和招待会”。[61]

我们很难判断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集会对个人的影响。回忆录并不可靠，法西斯集会的目击者经常避重就轻，不愿详谈参加时的感受。当时的媒体受到国家控制，它们的报道也不见得可靠，还可能偏往另一个极端，夸大群众的热情与数量。以1932年的法西斯集会为例，杂志《意大利人民》（Iv Popolo d'Italia）便发挥了它众所周知的夸大能力：

在高远处，空军中队紧密围成一个圈圈，像一顶皇冠一样，妆点着这次壮丽的集会。

观众目不转睛盯着空中操演的每个动作。飞机如雷鸣般的引擎声，与响亮的开场曲及法西斯歌曲融合在一起。威尼斯广场水泄不通。音乐和不断的“啊啦啦”（alala，法西斯口号，无意义）震耳欲聋。人们呼喊着领袖，激动不已……

群众不断增加，广场已经挤满，五万人叫着墨索里尼的名字，等待他出场……乐队弹奏起《青年》。旗帜飘扬。墨索里尼出场了……“领袖！领袖！”呼喊声随音乐的铿锵不断攀升。[62]

我们也不能相信《意志的胜利》。它所呈现的1934年纽伦堡大会，是经过精心剪辑的。导演里芬斯塔尔只想呈现引颈期盼的脸、赞叹的微笑——闷闷不乐的孩子和双腿酸痛的观众都消失了。

现有的零星资料指出，当法西斯大会的新鲜感消失时，观众与参与者也越来越不情愿投入。有位历史学家研究铁路票根后，发现某些参加集会的群众并非自动自发前来，而是听令搭火车到集会地点“充人数”。[63]另一位历史学家提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大会宛如集体仪式，不断重复一样的动作，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厌倦与不耐烦。”[64]1934年，媒体大肆报道佛罗伦萨的法西斯大型表演“18-BL”。军方特别派出一个空军中队、各旅士兵，还有五十台全新的法雅特18-BL卡车。整个活动却是个极大的失败，当时的评论家说，这个表演的结果是“让大众更讨厌这样的集会”。[65]同时，1933年德国纳粹的劳动节庆祝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