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摇滚革命

不管多么强力、彻底的打压，万事万物总是会找到重生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美国白人文化被一阵“歇斯底里狂潮”袭击，有识之士警告，那是猥亵、堕落的行为，甚至会危害治安。这种失控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与英国。这两个社会都背负着十六世纪清教徒的包袱，都曾在殖民地打压传统的狂热庆典，美国人还曾奴役他人。也许正因为过去白人成功去除了“外来的”狂热文化，因此当它卷土重来时，白人便无招架之力，不自主地起身摇摆、又跳又叫。

从一开始，叛逆的摇滚客就表明立场，绝不可以乖乖坐着参加活动，也不用尊重坐着不动的人。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开始演奏这种“新音乐”——至少对大部分的白人来说是新的——少年们就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哼唱、尖叫，要不就是做些政府会当成“暴动”的行为。琳达·马丁（Linda Martin）和凯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在其著作《反对摇滚：摇滚乐的对立面》（Anti-Rock:The Op-position to Rock'n'Roll）中提到：“大多数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是在戏院的走廊上跳舞，在椅子上摇来摇去、用脚打拍子、拍手和大叫——反正就是尽情享受音乐。当局却认为观众应该乖乖地安静坐着，顶多在表演结束时拍拍手。”[1]在1965年，世界上最有名的摇滚乐团比尔·哈利和他的彗星乐队（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一出场表演，就会引起轰动，“人人都在戏院里跳舞，在街上唱歌，刻意惹火有关当局”。[2]在英国和美国，摇滚团体一在戏院和音乐厅表演，经理就得找来警察管好“暴民”。早期的摇滚演唱会很容易出现经典的喜剧场景：少年们一站起来在走廊上跳舞，警察就追着他们、把他们塞回座位上。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开始坐不住了。

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摇滚演唱会是年轻粉丝和警察对决的固定场所。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抱怨道：“只要少年们站起来在走廊跳舞，警察立刻就拔掉音响插头。”[3]滚石乐队的演唱会一定会以“暴动”收场。温哥华警察局长抱怨说：“滚石的那场演唱会拖得可久了，我服务三十三年来，从没看过警察搞得这么累。”和其他城市一样，温哥华警察要求掌控整个会场，包括舞台、灯光、音响。[4]就算如此，观众却是更加“凶暴”：冲向舞台、拿起灭火器反击警察、对警察丢东西。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指责警察：“要不是警察在这里，大家会跑上台吗……他们想要攻占舞台，就是因为下面有栅栏。”[5]不管是哪种栅栏，都只会更刺激粉丝，让他们想更要自由行动，用身体表达意见，让大人们害怕。只有在这个场合，他们才能混在一起，跟着音乐摆动。甚至出了会场后，继续在街上表达意见。

当然，歌迷疯得无法无天，摇滚乐手也是要负责的。他们的感染力太强，令人无法抗拒，一定要随着他们的音乐跳舞、摆动。不过在大人们的眼中，那些动作实在太过无礼、惊世骇俗。流行歌手艾迪·费舍（Eddie Fisher）也很有感染力，但姿势比较传统，只比唱歌剧好一点，在胸前拍手或高举双手而已。早期摇滚乐让人兴奋得颤抖，一方面是它的节奏明快，表演者还常有性暗示的动作——前后扭屁股、甩肩膀，跳来跳去——就是让身体“摇滚”起来。它宣告一种新音乐的诞生：创意、自由、节奏。

白人表演者中，猫王是肢体语言的先锋，惹得以家庭观众为主的苏利文剧场秀（Ed Sullivan Show）播出时得把他的下半身剪掉。黑人乐手波·迪德利（Bo Diddley）就没那么幸运。1985年他在各大电视台表演，但之前得约法三章，表演时不得有任何动作，以免破坏“庄重”的气氛。不过现场表演一开始，他马上忘记这项规定，大概是很难把肢体和音乐分开，结果一分酬劳也没拿到。[6]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则是满场跳，还爬到钢琴上，他外表就是疯疯癫癫、容易激动的样子，又带点中性特质，没人期待他会安安静静表演。

事实上，错愕的往往是表演者，因为观众的反应抢尽风头。摇滚史学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提到：“猫王表演得越好，他就越帮不上忙。他老是引起暴动。”《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如此描述1957年的演唱会：“猫王抓着麦克风架，手足无措，只好等着喧嚷的声音停歇。”[7]几年后，还在青春期的披头士粉丝，则是用疯狂的尖叫声让他们的英雄安静下来。披头士在美国巡回时，每次表演都被尖叫声淹没，最后只好放弃1966年的演唱会，而那时离他们第一次到美国也才两年。